摘要: 原標題：基于網絡民族志的小鎮做題家就讀體驗研究 近期網絡社會中熱議的話題 小鎮做題家是近期網絡社會中熱議的話題。本研究聚焦小鎮做題家的就讀
原標題：基于網絡民族志的“小鎮做題家”就讀體驗研究 近期網絡社會中熱議的話題
“小鎮做題家”是近期網絡社會中熱議的話題。本研究聚焦“小鎮做題家”的就讀體驗，通過參與式觀察和線上訪談，對他們在精英高校場域的就讀實踐進行了網絡民族志考察。研究發現，“小鎮做題家”在學業適應、生存心態、社會融入等多維情境中經歷著焦慮、拉扯與孤獨的情感體驗。來到精英大學，“小鎮做題家”曾經的榮耀難以為繼，學業生活變得暗淡，生存心態在自信與自卑中拉扯，文化差異和交往匱乏也使得他們經常陷入孤獨。這些就讀體驗的背后體現的是城鄉二元區隔和日益擴大的階層分化帶來的結構性約束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下依然存在的教育過程不平等。
小鎮做題家；精英高校；就讀體驗；網絡民族志
一、問題提出
近期，源自豆瓣上某個討論小組的新詞—“小鎮做題家”突然“火出圈”，作為一種青年群屬標簽成為社會輿情討論的焦點。所謂“小鎮做題家”，目前學術界尚無明確定義，綜合網絡上的各類觀點，大致可將其理解為:出身于農村或小城鎮，埋頭苦讀，擅長應試，高考進入一流高校，但缺乏一定視野和社會資源的貧寒學子[1]。這些“小鎮做題家”跨越高考的獨木橋成功抵達了一流學府的彼岸，實現了“寒門出貴子”的愿景。
然而等他們正式進入大學之后才發現，昔日依靠中學階段的“題海戰術”贏得的“學霸光環”迅速隕落，在泯然眾人的同時還要面臨社交能力、眼界、資源等學業之外諸多方面的比較落差和同儕壓力，處于劣勢的“小鎮做題家”在求學、就業等隱性且激烈的人生發展競爭中深刻感受到了同屬精英高校“貴子”間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僅是客觀上的社會結構、政策、體制機制等結構性約束，同樣也是主觀上復雜的意識、態度和評價。這種主客觀上的雙向建構和形塑共同構成了教育公平的意義闡釋和理解范疇。
從教育的本體論意義上考察，教育是社會流動和階層地位獲得的基礎，而教育公平是機會公平的基礎。國內外無數研究表明，教育已經成為經濟不平等、社會分層和精英再生產的最重要的工具，這點在美國社會階層研究中表現最為清晰。
帕特南(Robert D.Putnam)在對階級和階層不平等的研究中指出教育涉及的機會平等和社會流動的實質，即下一代的前景問題，“出身不等的年輕人事實上能否自大致相等的起點踏入社會經濟的階梯，而生來能力相同的年輕人是否可以平等地攀登這階梯”[2]，從本質上講，教育應該是社會機會平等的重要傳導機制，但卻事實上促進了不平等的生產與再生產。
在教育過程中，勞倫·里韋拉(Lauren A.Rivera)在其《出身》一書中指出，“經濟特權從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采用的是更間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通過教育體系完成”[3]，換句話說，社會經濟地位高的階層會將重要的經濟、社會、文化優勢(資本)傳給下一代，幫助其獲得符號性或實質性回報。
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實現教育公平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本質上，高等教育的過程公平與機會公平是一體兩面、同等重要的[4]。當前我國既有文獻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平等的問題予以了諸多回應，尤其是對“寒門出貴子”進行了日益深入的考察[5][6]，但針對不同階層高等教育過程平等的研究，尤其對于來自農村或小鎮學子在步入大學之后的教育實踐及其就讀體驗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重視，難以解釋他們在高等教育過程當中的微觀個體的主觀感知和身份實踐。
這些成長于偏遠城鎮、農村的“做題家”們，在精英高校場域(指“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和“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中有著怎樣的就讀體驗?其背后又嵌套著哪些深層次的社會成因和教育困境?本研究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和分析，以回應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下對教育質量和教育公平的現實訴求，進一步促進高等教育的過程平等。
在高等教育領域，隨著對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農村籍或弱勢階層學子的高等教育機會公平問題受到了學界和輿論的普遍關注，與之相比，對他們進入大學之后的高等教育過程及其就讀經驗的考察卻不多見，零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村大學生或低階層子女在大學就讀過程中的學業狀況、社會適應以及生存心態等方面。
首先，就學業表現而言，已有研究的基本發現是，社會低階層子代在學業成就上稍顯遜色。如有學者對城鄉學生的大學入學機會和學業表現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基礎教育的城鄉差異似乎在高等教育階段延續，城市學生的學業表現領先于農村學生群體，且這一差異一直持續至本科畢業[7]。類似地，有學者指出，貧困定向、農村普招學生與城市學生在初期學業表現上存在顯著差異，且農村大學生的學業幫助需求比例顯著高于城市學生[8]。但也有研究發現，雖然“雙一流”高校中專項生和統招生的GPA、“掛科”數量存在明顯差異，專項生一直處于“跟跑”狀態，但二者的差異在就讀過程中呈現逐漸縮小之勢[9]。
其次，從社會適應或交往情況來看，與城市籍大學生相比，農村籍大學生在大學期間的社會活動參與度更低，且在擔任各類學生干部的情況上稍顯遜色。研究者從家庭資本的視角對此進行解釋，將其看作是不同背景家庭將自身的優勢傳遞給子女的結果[10]。有學者從文化資本的視角考察城鄉學生在大一和大二階段的學業及社會生活適應狀況，結果表明文化資本投資策略能夠顯著影響城鄉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和社會成就[11]。這就意味著社會經濟地位高的階層能夠將文化優勢(資本)以一種極為隱蔽的方式傳給下一代，并且有效地助其在競爭中取得優勢。
再者，在心理情感層面，有研究指出，較之城市學生，農村籍大學生因其較低的消費能力、文化品位或鑒賞力，更有可能在大學生活中產生自卑心態[12]。有學者對農村大學生的生存心態進行研究，發現在進入精英大學之后農村籍學生的生存心態會發生轉變，并且他們既有的生存心態與高校環境存在部分不匹配，主要表征為社會生活層面的不適應[13]。亦有學者聚焦精英大學中農家子弟的情感體驗，發現其向上流動過程中新文化情境的挑戰和舊有的情感定向會出現沖突和矛盾，進而影響行動實踐和互動關系[14]。
正如世界銀行高等教育原主管薩米(Jamil Salmi)所言，在高等教育系統中擁有同等的發展機會是高等教育平等的重要一環[15]。通過以上梳理可知，已有學者逐漸將目光轉移至高等教育過程，對出身于較低階層的學生在大學場域中的就讀實踐進行了初步探索，為解決高等教育過程平等問題提供了有益參考。但就總體研究態勢而言，相關的研究成果還十分有限，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偏遠地區或農村背景學生的學業表現、社會適應或生存心態發展等單一維度的視角展開討論，鮮有學者從整體性視角出發，對他們在高等教育過程中的整體經驗進行全面考察。
事實上，高等教育作為底層大學生進行再社會化的場所，他們的就讀經驗不僅包含學業適應和生存心態的變化，更涉及底層文化與城市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是由鄉入城的社會融入過程[16]。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多是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量化數據進行統計描述和模型分析，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小鎮做題家”們在大學期間的就讀現狀和影響要素，但卻無法觀測他們作為微觀個體最真實的情感表達和身份實踐，也忽略了對其身后潛藏的教育不平等背景以及結構情境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所關注的是“小鎮做題家”在精英高校場域當中的就讀體驗及情感實踐，包括學業經歷、生存心態變化以及社會融入各個方面，并嘗試對他們當下所面臨的就讀困境及其形成原因做出解釋性理解。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運用網絡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獲取和收集資料。網絡民族志是指在線上虛擬田野(或網絡社區)中進行參與式觀察的一種專門的民族志方法[17]，應用于對“線上社區和文化”的研究[18]。伴隨互聯網的普及和信息與通信技術日新月異，網絡與人類生存、生活、交往的互嵌性不斷深入，網絡民族志逐漸成為理解互聯網及其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的重要方法[19]。
按照霍華德·萊茵戈爾德(Howard Rheingold)的定義，網絡民族志的核心主題是集體，其研究的是人的群體、聚集或集合，分析層次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中觀”層次，聚焦于小群體為代表的社會集合體[20]。根據研究問題，依循網絡民族志的技術和原則，本研究將豆瓣網站上的某個討論小組(以下簡稱“小組”)選定為“網絡中的田野”。該小組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論壇”的基本功能，其自我定位為“985”“211”大學中“失敗學子”的新校園，有效聚合了來自國內各大一流高校的“小鎮做題家”群體。在小組中，成員通過主動“發帖”書寫和分享自身的故事，并通過“回帖”與其他成員進行互動，相互鼓勵，尋求“自救”。
不同于微博“輿論廣場”式的開放性發言，豆瓣小組通過進組審核、內容篩選、封禁等方式保持著一定的閉合性，這種相對封閉的模式提高了討論話題的聚集性和可觀察性，符合“線上社區”的必要觀察條件。
研究者于2020年10月初進入該小組，采用沁潤的方式，在小組中進行了為期5個月的參與式觀察，編織和講述“小鎮做題家”在高等教育過程中的親身經驗和就讀實踐(為保證研究的一致性與客觀性，文中對于研究對象，包括受訪者以及小組中發帖的成員均使用化名)。
田野初期(2020年10月)主要是熟悉和了解小組的文化概念、規范以及日常互動情況，對“精華討論區”“熱門討論區”等模塊進行初步瀏覽。田野中后期(2020年11月—2021年2月)深度閱讀與“小鎮做題家”話題相關的“發帖”內容，并對小組成員的“回帖”和討論進行詳細觀察與記錄，以理解來自不同高校、不同背景的成員的就讀體驗及其行為處境。在小組中，成員各自擁有虛擬的網絡身份，使其得以更加真實、大膽地書寫和講述自身經歷與內在情感。
另外，研究者有針對性地選取了13名小組成員(女性8人，男性5人)進行線上深度訪談，他們均來自農村或城鎮，是國內一流高校(即“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和“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的在讀本科生，分別就讀于文學、歷史、生物、化學、信息、管理等專業。每位成員的訪談時長約為50分鐘，主要采用對線上觀察的數據進行追問的方式，以便對“小鎮做題家”的就讀體驗及其背后原因做進一步分析。
四、就讀體驗:焦慮、拉扯與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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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學曾經是“小鎮做題家”們奮力追求、向往的理想彼岸，但在“鯉魚躍龍門”之后，生活是否如同他們期待中一般美好?等待他們的又將是怎樣未知的旅程?本研究基于中觀視角，由他們對高等教育就讀過程的自我經驗出發，傾聽他們的成長敘事，理解他們進入精英高校以后的心路歷程，探索個體在學業適應、生存心態、社會融入等多維情境中所經歷的獨特情感體驗和身份實踐，考察“小鎮做題家”的群體畫像和公共參與邏輯。
1.學業適應:揮之不去的焦慮感
學業適應是指主體在學習過程中依據環境的變化進行自我調適，改變在以往學習情境中的某些規范慣習，以適應大學環境氛圍和學習方式的過程[21]。步入大學以后，如何因應學習環境的變化進行自我調適，實現自我與環境之間的平衡，是“小鎮做題家”所面臨的首要挑戰。與中學時期不同的是，他們并未在學業方面“如魚得水”，擅長解題這件事，似乎不再與學習成績成正比，更無法像以往一樣賦予他們驕傲和榮光。這不難理解，高中教育具有嚴重的應試傾向，大學教育改革則越來越重視知識的廣博性、靈活性。兩種教育模式之間的沖突形成了高中與大學階段的堅實壁壘，面對學業，小組成員中普遍存在的感受是“疲憊”“吃力”，以及由此產生的“焦慮”。
豆友(豆瓣網上對小組成員的簡稱)Aran就讀于東部省份的某所“雙一流”建設高校，目前大學二年級，對她來說，從高中到大學的學業適應是一個極為艱難、漫長的過程。當初選擇專業時，Aran并未進行深入了解和考量，也沒有清晰的職業規劃，只是在家長的建議下選擇了某工科類專業。但由于自身的數學基礎薄弱，之后的專業課程學習令Aran倍感痛苦，她甚至將其比作“噩夢開始的地方”。面對日復一日的課程，經常性的實驗，她雖不能樂在其中但也付出了諸多努力，上課認真聽講，出勤率高，大一那年始終堅持早上6點起床，晚上10點回宿舍的作息狀態，但Aran的努力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考試成績依然平平，甚至有的科目在掛科的邊緣徘徊。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需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不掛科”。
被迫在自己不喜歡又不擅長的領域艱難前行，Aran感到迷茫又煎熬，伴隨她的是無法擺脫的焦慮情緒。這種焦慮具有一定累積性和長期性，似乎會降低“小鎮做題家”對學習的自我監控，并使其轉向消極的方式予以應對。到了大二，Aran依然不喜歡所學專業，事實上，她的愛好與歷史、文學相關，但由于家人的反對加之院校轉專業條件較為嚴格，她錯過了轉專業的機會，長期以來的焦慮感不斷侵蝕著Aran的學習動力和興趣，久而久之，她開啟了“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學習模式。
Aran表示，“現在的生活和狀態都太糟糕了，可是我不想再為了這些不喜歡的課程去奮斗，我學不懂也不想學這個專業，只想當個逃避的懦夫就好了。”然而，這種“得過且過”的狀態并未持續太久，臨近考試，焦慮感又再次襲來且愈發強烈。為了不掛科，Aran不得不逼迫自己投入到高強度的學習和突擊式的復習當中。令她更為焦慮的是，周圍的同學是如此優秀，他們能夠在課堂上和老師激烈討論，在實驗室里神采飛揚，并且在考試中名列前茅。Aran一邊羨慕他們，一邊懷疑自己，同伴的壓力幾乎讓她喘不過氣。這樣的現實令Aran難以接受，她開始擔憂大學四年的光陰被全部浪費，害怕畢業之后一事無成，陷入了反復的焦慮和迷茫之中。
Aran的經歷并非只屬于少數，小組中許多其他成員表示，自己在入學后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借用組內一句流行語表達，即“這是世界上的另一個我”。這仿佛是“小鎮做題家”無法掙脫的一個魔咒，他們懷揣夢想，通過夜以繼日的刷題來到精英高校，卻發現大學并不是高中的延續，很多問題不再有標準答案，也沒有唯一的解，在應試教育背景下練就的解題優勢難以為繼，學業生活一度變得灰暗，曾經鮮活和熱愛的夢想，漸漸“蔫”了下去。
2.生存心態:自信與自卑的反復拉扯
生存心態(habitus)又譯作“慣習”“習性”等，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化再生產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內涵是指在歷史條件下沉淀的、在個人意識中內在化和結構化的特定行為方式或稟性系統，即一種先驗的“思維和行動模式”。同時，生存心態一旦形成，便會成為指導個人和群體行為的方向，是人的生存方式、行為策略、生活風尚等實踐領域及精神領域的總根源[22]。
來到精英大學以后，“小鎮做題家”們面臨的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場域，他們的生存心態呈現出兩極化的傾向，在自信與自卑的情感體驗中反復徘徊。其中，自信來自他們先前在高考中所取得的勝利，以及原有群體對他們作為階層向上流動者給予的榮耀;自卑則是緣于“小鎮”的出身背景與更高階層之間難以填補的區隔。
英嵐是來自中部地區農村家庭的“做題家”，現在在一線城市的重點大學就讀。十年寒窗苦讀，終于拿到名校入場券的她成為全家人的驕傲。她表示，“我們村里考上重點大學的人很少，爸爸知道我的高考分數以后，滿口地稱贊我，還告訴了我們村和隔壁村的許多人，大家都夸我優秀，我當時感覺挺自豪的”。
的確，與眾多沒有機會升入大學的小鎮學子相比，面對當下教育資源和教育質量不均衡的現實，“小鎮做題家”能夠在弱勢的環境中脫穎而出，理應驕傲。只不過，當真正踏入大城市的精英高校之后，他們才意識到，要延續這份自信和驕傲并不容易。除了學業上的壓力和焦慮，更令英嵐難以適應的是來自大城市同學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水平。自己每個月省吃儉用依然捉襟見肘的吃穿用度，和城市同學瀟灑無拘、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相比，相去甚遠。
英嵐清晰地感知到所處的經濟劣勢地位，這使得她與大城市環境格格不入，她第一次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恥。英嵐羨慕大城市同學的生活方式，經濟方面的困窘時常令她陷入自卑，但另一方面，舊有的生存心態讓她不至于沉淪，她表示，“還是很慶幸可以考上大學的，來到這里，我見識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我想通過努力，改變現在的生活狀況”。
豆友Leon提到，自己當年也是鄉里的好學生，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對未來滿懷信心，但自從來到大城市上大學以后，發現似乎追不上身邊的同學了，不只學習上屢屢受挫，其他方面也并不順利，鼓起勇氣參加的學生社團面試、班委競選都落選了。重復的挫折和失敗消磨著Leon的自信，內心的自卑和痛苦與日俱增，不過，Leon依然對生活充滿著一種希望感，他相信成功是可以依靠個人的勤奮和努力去爭取的，只不過這期間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氣與堅持。
可以看出，隨著高中到大學的環境變遷，“小鎮做題家”的生存心態亦隨之變化，在學業和社會生活方面，他們的生存心態經歷了由自信到自卑的演化過程。這與已有研究結果一致，即農村大學生的生存心態會隨著社會階層流動而改變，且傾向于將自己建構為“能力不足者”[23]。
值得注意的是，“生存心態是客觀條件的產物，它一方面傾向于復制原初社會條件的內在邏輯，但另一方面又使它遭受新的改造”[24]。換言之，生存心態是歷史經驗的產物，是兼具持久性和可轉換性的結構系統。因此，“小鎮做題家”的生存心態既是歷時的，又是共時的，并且在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時空結構中進行對話，使得他們的行動不可避免地烙上過往的印記，卻又在新的環境中被重新塑造，呈現出自信與自卑拉扯的狀態。
3.社會融入:無處安放的孤獨感
社會融入是指異質的個體、群體或文化在新的環境中相互接觸、相互適應的過程，其關鍵在于主體通過與社會的互動獲得對身份的認同及歸屬感[25]。科琳·沃德(Colleen Ward)將社會融入劃分為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文化融入是指個體在與新的文化環境和文化成員互動中形成的互動交往能力;心理融入指向個體對新的文化環境中自身角色的認同狀況[26]。介于農村和大城市之間的小鎮學子，是精英大學中不可忽視的一個群體，依靠用功刷題，他們一路披荊斬棘進入了一流高校，開啟了從鄉鎮農村到陌生城市的艱難融入旅程。
曉青出生于偏遠地區的某個小城鎮，通過埋頭苦讀成為精英高校中的一員，但因其早期習得文化與城市文化之間較大的異質性，使得她在融入新環境時困難重重。在文化互動交往方面，曉青感到沮喪，自己不善于表達，與同學之間的互動很少，且由于交往方式和生活態度的不同，她感到難以融入其中。曉青認為，“大概是性格決定命運吧，我的性格一直是比較內向、靦腆的，不懂得如何與人交往，交際圈很窄。和同學的關系表面看起來還行吧，但其實心很難貼近，大家的很多觀念、習慣都不一樣，會有一些隔閡，經常感覺自己很孤獨”。
豆友“迷途的羊”也有類似的經歷，她描述道，“我平時的社交基本就局限在同宿舍和隔壁宿舍吧，其實同學們都挺友好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去交流，看著別人很容易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自己卻總是一個人，挺心酸的”。
在進入大學之前，小鎮學生的生活畫卷并不豐富，他們生活軌跡大都局限在相對狹小的范圍，接觸到的人和事有限，生存區域的狹隘性和成長經歷的單一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視野、觀念上的狹窄，使得他們與城市同學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很難真正適應和融入精英高校的文化環境，實現與周圍的同學彼此融合。
脫離了自小熟悉的環境和家人，“小鎮做題家”不只在文化融入的過程中倍感艱難，心理層面的融入亦面臨著身份轉換和認同的困惑。在大學四年的求學過程中，他們深切地感受著小鎮和城市之間的差距，體會到不同階層生活世界的云泥之別，城市離他們如此之近，卻又如此之遠，產生了一種外鄉人的心態。受訪者方鵬表示，“總是會有一種陌生的感覺，覺得自己和別的同學不一樣，雖然身處城市卻仍是小鎮青年，城市進不去，可是小鎮好像也回不去了”。
對于未來，其實不少“小鎮做題家”最初的身份預設是成為社會的中上階層，甚至是社會精英，期待實現身份的向上流動。如豆友“Windfall”表示，原以為從“985”高校畢業后能夠自然而然找到理想工作，通過不斷努力就有希望成為精英，從某個領域撬動地球。但真正到了大學以后，這份期待被現實擊碎了，對比周圍的優秀同學，Windfall感到自己的身份相形見絀，“只希望能做一個普通人，默默無聞地活著”。事實上，成功進入精英大學的“小鎮做題家”是有機會實現未來身份的轉變的，但“小鎮”的出身背景就像一個無法擺脫的沉重行囊，對他們的身份認同與融入產生了較大阻礙。
五、多重困境:教育不平等、城鄉區隔與階層分化
通過追尋“小鎮做題家”的就讀經歷和實踐體驗，我們發現，從小鎮到城市精英大學的地域轉換，使得許多“小鎮做題家”在學業適應、生存心態和社會融入的過程中飽受焦慮、拉扯與孤獨之苦。值得關注的是，“小鎮做題家”就讀過程中的這些具有消極特征的情感體驗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其背后隱藏著怎樣的教育困境?
1.不平等的學校教育
長期以來，文化再生產理論將學校教育看成是維護現有經濟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的隱蔽手段。學校教育的形成是建立在對優勢階層文化的一種“選擇性”基礎上，盡管表面上看起來客觀合理、不容質疑，但這種秩序所選定的文化類型通常是只符合優勢階層群體利益的專斷文化[27]。其帶來的結果，便如布迪厄所言:對于一些人來講，習得精英文化是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后才得以換取的成功;對于另外一些人而言，這不過是一種繼承[28]。
優勢階層的專斷文化與學校的主流教育文化相適應，優勢階層的學生可以順暢地適應大學生活，更容易獲得學業成功，而來自較低階層的學生則遭遇了大學場域的無形排斥，社會出身上的不利轉變為學業和生活適應上的被動，教育秩序通過確認優勢階層文化的強勢地位而為社會結構再生產做出貢獻。因此，出身的不平等并沒有在“小鎮做題家”們進入大學以后自動消失，相反，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和小鎮背景對他們的就讀經歷產生著巨大影響。
對于“小鎮做題家”而言，他們對高等教育目的的認知很大程度上還是基礎教育階段的延續，即坐在教室專心聽課，認真學習，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專業知識的學習當中。如受訪者小惠說道:“大學期間最重要的還是學習吧，家里從小就教育我，唯有學習是最好的出路。除了學習，其他方面我也沒怎么顧及了......平時去圖書館的路上總是我一個人，生活挺單調的吧，其他同學的大學生活就精彩多了”。然而，這種“苦修”式的生活很難在大學中贏得老師或同學們的目光，高等教育階段更為強調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自我表達，傾向于培養他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而非熟練地掌握做題規則。
長時間的刻苦學習亦造成了“小鎮做題家”們學業熱情的過度消耗和人際關系的疏離，甚至常常陷入焦慮和壓抑的情感沼澤。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和漢密爾頓(Laura Hamilton)認為，以學業為中心的生活方式與高等院校中的自由氛圍和社交文化存在著沖突，導致中下階層的孩子逐漸從同伴關系網絡中孤立出去。這些網絡不僅有助于他們更好地適應大學環境，而且能夠提供與未來就業相關的重要信息。同時，與之相伴的疏離感和孤獨感對于學生的學習成就、心理健康以及就業前景均具有負面作用[29]。
2.二元結構下的城鄉區隔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鄉社會面貌已然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到目前為止的基本社會結構依然是城鄉二元結構[30]。城市和農村、小城鎮之間不只存在著戶籍壁壘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文化形態和價值觀念等方面也有著明顯的不同，由此構成的城鄉二元區隔成為導致“小鎮做題家”就讀歷程中諸多困境和消極體驗的重要原因。
從偏遠小鎮來到城市精英大學，在艱難的向上攀登過程中，“小鎮做題家”需要面對的是與先前成長環境迥異的生存場域和文化氛圍，兩種不同情境的碰撞使得他們的社會融入進程遭遇種種困窘。除了物質生活上的匱乏，交往慣習和心理認同層面也始終伴隨著新舊場域之間的對立與沖突。
在就讀過程中，“小鎮做題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城市文化的影響，也愈發認識到精英高校帶給自身命運的可能變化，想要努力地適應、融入其中，但是他們的出身背景無法改變，舊有的文化觀念和生活習慣常常產生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對他們的社會交往和心理融入產生阻礙。如小組成員“木易joy”表示，“獨自來到陌生的城市，誰會不渴望友誼呢?可我還是沒交到什么朋友，和其他同學的共同話題太少了，大家像是來自不同的世界，慢慢地也就習慣了一個人在孤獨的路上行走”。城鄉二元結構下的文化差異以及城鄉學子之間交往慣習的迥異，使得“小鎮做題家”難以與城市的同學們建立起親密的友誼，更不曾真正地融入到新的場域。
與此同時，在不斷嘗試融入精英高校的過程中，“小鎮做題家”們也承受著與先前生存環境漸行漸遠的風險。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學做工》中描述的“循規生”(conformists)，與反學校文化的“家伙們”(thelads)不同，循規生對于通過教育實現職業發展和向上流動懷揣期待，但隨著這種期待在毫無社會支持、缺乏文化參與的重復生活中幻滅，他們同時發現自己與所在社會為本群體選定的工廠職位以及車間文化格格不入，并為此備受折磨[31]。從這個角度說，融不進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小鎮，使得“小鎮做題家”面臨著鄉關何處的身份迷茫，無奈地游走在故鄉和他鄉的邊緣，成為孤獨的異鄉人。
3.日漸明晰的階層分化
階層分化是現代社會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從本質上說，階層分化就是客觀世界中結構性不平等的直觀體現。改革開放后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經濟協調機制的變化導致了社會結構的變化，權力結構及社會資源的占有、分配關系發生變革，社會利益結構在進行重大調整，社會階層化趨勢不斷加強。
根據學者們的討論可以看出，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已經從相對開放性轉向封閉性與半封閉性，社會流動在制度或者非制度的限制和制約下變緩甚至停滯，“階層固化”成為表現當代社會人們對于階層割裂趨勢深切焦慮的重要話語。有學者將這種階層封閉化趨勢闡釋為城市社區、社會交往、教育、文化、消費、婚姻和風險分配的階層化，并且總體趨勢是向著更加封閉化的方向發展，階層間張力的潛在破壞性在增強[32]。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階層為了保持自身優勢地位或實現階層上升，越來越將希望寄托于教育，這種優勢階層在教育投資上的自覺自發性對高等教育過程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教育的起點，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產生了家庭教養方式的不同。
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區分了不同階層的養育策略，中產階級的家庭采取了協作培養模式，工人階級和窮人家庭采取了成就自然成長模式，前者更像是一種精心培育、妥善照料以獲得成功的系統工程，后者更趨向于讓孩子自由發展，但在市場化競爭機制下，工人階級的孩子處于明顯的劣勢[33]。
在教育過程中，布迪厄和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指出，高等教育過程是權力運作和符號暴力的場域，社會階層再生產體現在課程教學、評價制度、院校氛圍等各個環節，大學生先前累積的文化資本劣勢在這些過程中進一步強化[34]。
從現實來看，雖然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越來越多的“小鎮做題家”擁有了進入大學的機會，但階層的差異化影響在進入精英高校以后依然持續。不少學者指出，家庭階層背景是影響學生大學期間教育收獲的重要因素，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學生在接受高校教育時也存在不平等，家庭資本弱勢、階層教育資源差距等因素使得低階層學生的學業表現、社會實踐與交往通常不如高階層的同伴[35][36][37]。網絡民族志的調查結果也發現，許多“小鎮做題家”在學業適應、人際交往、社會生活參與等方面存在困難，容易感到手足無措，難以融入。
另一方面，穿梭于小鎮和城市的不同時空場域，對“小鎮做題家”而言也意味著時代與階層的挑戰，造成了他們生存心態上的自我矛盾與拉扯。回歸到農村或小鎮，作為曾經走出去的“貴子”，他們時常被親朋好友所夸贊和羨慕，感覺到自信和滿足。然而，精英高校的生活世界卻給“小鎮做題家”們帶來了很大落差，大學階段的學習方式與高中有所不同，課程考試、期末考試只不過是大學學習中的小小一隅，評價標準也不僅僅是單一化的考試成績，社會交往能力、實踐能力、創新能力等綜合素質越來越成為個體在大學及未來職業當中的重要競爭優勢。
豐富的解題經驗和精湛的技巧或許能夠幫助“小鎮做題家”們順利通過考試，但其他各方面的能力比拼被忽然放置在眼前，他們在疲憊不堪的競爭中體味到的是深深的自卑和挫敗感。由于缺乏家庭早期的經濟支持和文化資本培養，并不熟悉優勢階層教育文化規范的“小鎮做題家”在尋求階層向上流動的道路上顯得步履維艱。
六、結語
隨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1.6%[38]，我國已經正式邁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門檻。在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學生，尤其是來自弱勢階層的學子獲得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他們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奔赴心目中的理想大學。但是，正如盧卡斯(SamuelR.Lucas)的預測，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并不能有效緩解教育不平等[39]，從“寒門貴子”到“小鎮做題家”，高等教育公平問題始終牽動著社會公眾敏感的神經。盡管“小鎮做題家”順利通過了高考，但他們未來的求學道路依然荊棘遍野。
通過深入網絡田野進行考察，我們看到，進入精英高校以后，“小鎮做題家”在跨越地域、文化邊界和階層的情境中呈現出焦慮、拉扯與孤獨的就讀體驗。小鎮和城市成為人生旅程的兩端，他們橫亙其間無所適從，不斷在過往的榮耀與當下的失落之間尋求和解。此外，本研究的分析顯示，“小鎮做題家”這些復雜情感體驗，不僅昭示了普及化階段下仍然嚴峻的高等教育過程不平等，亦映射了當前為社會進程所限的城鄉二元區隔以及日趨擴大的社會階層分化。
事實上，不同階層的學生并不是平等地進入精英高校，社會再生產的故事并沒有在“小鎮做題家”們看到高考成績、獲得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結束。邁入精英高校的小鎮學子要如何應對情感體驗的沖突與拉扯，如何彌補或弱化家庭先賦性因素的缺失，在多重困境的束縛之下實現階層突圍，這不只是“小鎮做題家”的個人問題，也是教育界及社會各界持續關注且亟須解決的社會問題。本研究對于他們就讀體驗的探索僅僅是一個開始，要真正理解“小鎮做題家”向上流動的境遇，還有待進一步走進田野，基于個體經驗和學校經驗深描這一復雜的社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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