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標題：把城市家庭從教育競爭中解放出來 過多承載了學校教育的功能 城市家庭投入在教育上的資源越來越多，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家庭過多承載了學
原標題：把城市家庭從教育競爭中解放出來 過多承載了學校教育的功能
城市家庭投入在教育上的資源越來越多，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家庭過多承載了學校教育的功能，成為以子女教育為核心任務的工作場所。而在家庭內部，成人變成“教育合伙人”，父母之間、不同輩分之間在角色分工上也很容易產生矛盾。
如何把城市家庭從教育競爭中解放出來？還需要學校和家庭合理分工，家長之間彼此包容，用更加理性的眼光來審視現狀，幫助孩子在教育中尋找自我。
“缺席的父親+焦慮的母親+失控的孩子”的家庭模式，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對號入座。
“教育拼媽”在城市普遍存在，母親“總管”操盤孩童發展，父親“養家”負責提供經濟資本，雖然父親對孩子的教育影響具有長遠價值，但不受“教育經紀人”妻子的待見。
城市父母對“獨苗”保持階層優勢費盡心思，獨生子女們獲得了遠超于父輩的教育投入，但多數家庭的教育焦慮與沖突都在于過于放大了教育的功用，教育也因此被賦予了不可承受之重。
近年來，由于我國城市中教育競爭的不斷加劇，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投入也越來越大。
家庭投入不僅包括財力和物力層面，還包括了人力和精力層面的投入。
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越來越多的城市家庭從孩子呱呱落地便開始投入到一場漫長的教育競爭甚至是教育軍備競賽中去。
這也重塑了新生代的城市家庭角色分工：多數城市家庭既以子女教育為中心而進行角色分工共同作戰，又因子女教育而發生內部沖突甚至開戰。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城市家庭的教育核心是購買希望
中國改革開放后，因推行獨生子女政策而出現了長達30多年的獨生子女時代。在“四二一”（四個老人、一對父母、一個孩子）的倒金字塔式家庭結構的籠罩下，獨生子女成為家庭的重心，被長輩像寵物一樣“喂養”。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曾提出了文化資本概念，認為教育是階層保持優勢的隱蔽手段，因此下一代的文化資本累積尤其重要。
尤其是在這個階段的中國城市中，普遍執行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父母們對于“獨苗”如何保持實現階層上升或起碼保持階層優勢更是寄予厚望并費盡心思。
布迪厄還提出了慣習的概念，認為人的行為是在社會制度和結構中不斷形塑而成的。
因為文化資本的形成需要學習和長時間的投入，并且不能由他人代替，必須由習得者身體力行。因此，對獨生子女時代的父母及其子女而言，也形塑出一種集體性的教育慣習。
從胎教、早教、幼教、擇校、輔導班、興趣班再到各種游學、夏令營等，獨生子女們獲得了遠超于他們父輩的教育投入。但他們所面對的同輩競爭和父母壓力也大大增加，這又使他們感到緊張和焦慮。
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早期的獨生子女們比如80后和90后們已經陸續為人父母，他們自然而然會將已經內化的教育慣習傳遞給下一代，下一代所背負的教育競爭壓力也會越來越大，學習幾乎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
而在這個階段，教育供給也在發生變化：以公立學校系統為主的教育服務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家長們的需要，一大批提供課外輔導班和藝術興趣的機構應運而生并不斷改造升級。
學者林曉珊認為當今城市家庭的孩童教育消費的核心目的是“購買希望”：
父母們把對小孩的教育投資看作促進孩子獲得成功的手段，通過文化資本的積累獲得社會階層地位的提升，所關系的是家庭未來的希望。
而參加各種培訓機構所開辦的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越來越成為城市家長安排子女課外教育的某種“標配”。
加上由于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分布不均衡，家庭在投資孩童教育消費上的競爭不斷加劇，有“標配”的又希望追求“高配”。
加上商業勢力也抓住社會大眾心理并培養出新的教育消費觀念——輔導班的作用不僅是“補差”，更重要的是“培優”，似乎人人都應該上輔導班。
隨著教育市場的不斷擴大并刺激需求，教育焦慮不斷被制造并升格。
為教育而共同作戰：入學拼爹，開學拼媽
因為不斷升級的教育競爭和大量增加的教育消費，我國城市家庭角色分工也因此不斷被重塑并發生變遷。
城市家庭以育兒為中心，教育母職化成為普遍現象，不但重塑了家庭成員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分工，家庭權力關系也因此而發生變遷。
學者柯小菁的研究認為，中國母職角色在20世紀初期經歷了一次重構：越來越以西方母職為標準，傳統中國孩童養育知識被質疑和改造，而且母親更多承擔了過去父親所承擔的子女教育責任。
尤其是在如今城市孩童教育白熱化競爭中，城市教育母職化的趨勢愈演愈烈：隨著教育“起跑線”的前移，母親對孩子教育的介入也在全線延長，甚至全面接管。
近年來，不但有社會流行語形象概括城市教育中的角色分工——“入學拼爹，開學拼媽”，而且不少實證研究也表明“教育拼媽”在城市中已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
城市女性也多數認同并接納這種教育母職角色，面對工作與育兒的沖突，要么借助其他力量支持努力達到工作與育兒的平衡，要么調整工作保證育兒優先，當沖突無法調節時甚至選擇放棄工作做全職媽媽。
學者楊可通過對北京家庭的案例研究，提出了隨著中國教育市場的發展和各類輔導班的升溫，城市母親在教育方面的職責陡增并呈現出一種“經紀人化”的新特征。
母親常常會以“教育經紀人”的職業化標準來追求子女在教育市場中的經營業績，發揮著維護信息網絡、了解教育市場產品與目標學校需求、定制個性化學習路線、規劃參加各種輔導班和興趣班的時間等一系列功能，以幫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競爭中獲得優勢。
因此，在如今的中國城市家庭中，母親在家庭育兒和教育中越來越處于軸心地位。而且隨著“教育經紀人”角色的強化和泛化，家庭越來越成為以子女教育為核心任務的工作場所，家庭中的成人變成“教育合伙人”。
一方面，在夫妻角色分工上，母親作為家庭育兒“總管”操盤孩童發展規劃并且擔主要的社會性撫育職責，而父親更多起協助作用。
這在華人城市家庭中越來越常見，藍佩嘉通過對臺灣小學學生家庭的案例研究，發現臺灣中產階級家庭的規劃栽培任務也往往落在母親身上，父親多扮演“養家”角色，負責提供經濟資本，而母親則更多需要通過自身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積累來輔助孩子的培養。這導致出現了普遍性的“嚴母慈父”現象，即使是在電視劇對城市父母角色定位中也更多傾向于塑造“虎媽貓爸”的形象。
另一方面，在代際角色分工上，夫妻軸取代親子軸成為家庭關系的主軸，傳統上應由母親完成的孩童生理性撫育和家庭照料工作多由祖輩分擔。
現代城市家庭在育兒組織上呈現出“嚴母慈祖”的新格局：
母親因“教育經紀人”的角色在家庭中占據了更具有權力支配的地位，而祖輩家長在孫輩教育中越來越處于從屬地位，傳統的父權制文化在城市家庭中走向式微。
為教育而內部開戰：母親強勢守門，父親節節敗退
在中國城市教育母職興起和“拼媽”現象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家庭形成了教育合力但也制造出了新的矛盾。
首先是挑戰了傳統的父親教育角色，父親的教養投入常常因此而無所適從。
國外的研究者很早就提出了“母親守門員效應理論”：
母親被視為自私的“花園主”，她們為了保持自身性別角色的獨特性，約束、限制、排斥、監督孩子父親（園藝工）參與到家務勞動和孩子教養的活動中去，從而使父親教養投入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
在不少城市家庭，在育兒陣地上節節敗退的父親正不斷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甚至是負面的角色。尤其隨著一些博人眼球的流量媒體的推波助瀾，“喪偶式育兒”、“爸爸去哪兒了”成為深受女性讀者熱捧的流行詞，似乎大量的媽媽們都在控訴孤立無援的育兒生活。
而父親們也似乎一肚子苦水，很多時候這個群體并非對育兒工作不感興趣甚至不負責任，而是他們在作為“教育經紀人”的妻子的專業標準面前，似乎做什么都是錯的。
父親對于孩子的教育影響常常是更具有長遠價值的，但在快速化的教育消費時代，這些價值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不受“教育經紀人”的待見。
當然也有少數的家庭養育是以父親為主的，這在部分“男主內女主外”的家庭中尤其明顯，但研究者也發現這更多只是父親代替了“母職”的現象。
多數情況下，除了為家庭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和接受諸如接送小孩去輔導班之類的分工外，父親們在育兒上似乎都顯得有些無所適從，很多人也就因此干脆放手不管。
另外，城市家庭中不僅基于性別區分的權力關系發生了變革，基于輩分區分的代際關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遷。
當西方母職標準遭遇東方儒家傳統文化，常常面臨更加復雜的場景。
中式城市家庭和西方家庭不一樣的地方在于：祖輩出于自覺的義務和延續香火的期待，更多愿意分擔孫輩撫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而年輕的父母出于盡孝的倫理和分擔養育壓力的現實需要，在家庭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也多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共同育兒。
中國城市母親盡管因“教育經紀人”的角色在家庭中占據更多話語權，但是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并未因此而完全退場，從而滋生各種角色沖突和家庭矛盾。
在這樣的場景下，中國城市女性常常承受著巨大的性別壓力：
在工作場所中女性是“去性別”的，基本和男性同等的工作要求和強度；
而從工作場所返回家庭后，則常常要開始“第二輪班”（家務勞動）甚至“第三輪班”（輔導作業、送輔導班等）。
在西方母職角色強化和東方家庭倫理的沖突中，城市女性確實極為需要得到家庭系統的支持和理解。
但是，家庭畢竟不是工作場所，“教育合伙人”之間常常并沒有清晰的工作職責和邊界。
尤其是祖輩家長的育兒經驗常常和年輕父母所信奉的科學育兒理念發生沖突，祖輩的家長權威不斷受到挑戰并又試圖做出防衛或反擊。
尤其是在爺爺奶奶共同參與育兒的家庭，丈夫的角色常常處于一個尷尬的夾縫之中。他很難徹底理解妻子的困境，即使理解也很難給予很積極的回應。
一方面是丈夫的育兒角色受到妻子的“守門員”角色排斥，另一方面是丈夫常常要顧及中國式的家庭倫理孝道而試圖平衡各方。
但這種平衡又常常會因孩子的教育事情而被打破并激發家庭內戰，妻子埋怨丈夫不支持甚至控訴之為“媽寶男”，丈夫又感到很憋屈。這種家庭內戰常常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如日積月累常常也會導致嚴重的后果，因子女教育問題而離婚的家庭正不斷增加。
而當變成單親家庭時，孩童的養育又面臨著更加復雜而多變的場面。
城市家庭的解放：教育需要耐心，家庭需要耐心
在費孝通先生書寫《鄉土中國》的年代，農村是中國的縮影；而如今在經歷了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后，城市更加能表征現代化中國。
而孩童教育作為一條紐帶，串起了城市家庭與學校選擇、學區房購買、輔導班消費等之間的關聯，并且重構了城市家庭角色分工和制造了新的沖突。
然而，多數家庭的教育焦慮與沖突都在于過于放大了教育的功用，教育也因此被賦予了不可承受之重。幾乎每個教育階段都是盯著孩子的將來和家庭的目標，而教育的當下意義被嚴重忽略了。
多數的城市父母，都希望孩子的理想路徑是在接受四個“一流”教育——一流幼兒園、一流小學、一流中學、一流大學，然后再換來一份稱心如意的工作。
于是出現了大量的“直升機式父母”，父母尤其是母親幾乎是如影隨形，為孩子進行各種教育安排。
但是，無論是英國版還是日本版的紀錄片《人生七年》中，都發現即使早期都普遍重視教育投入，但絕大多數的孩子長大后還是都成了普通人。
荷蘭教育家比斯塔寫過一本書，叫《教育的美麗風險》：
他認為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急于讓教育變得更強、變得更安全、變得可以更精準預測，變得更沒有風險。
但是這樣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因為100％安全無風險的教育，可能再也沒有什么教育可言。
教育真正美麗的風景，正是受教育者在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的過程中發現和體會到的。
好的教育不是灌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時期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真正高質量教育應該是多元化的，不是所有學校都建成一個模子，而應是各有優長，百花齊放，讓人民群眾有更多可選擇性。
而城市家庭和學生家長也要轉變觀念，給孩子在教育中有更多發現自我和內心成長的功能，尤其是主動拒絕教育競爭和內卷的低齡化。
只有在社會對教育取得更多共識的基礎上，家庭和學校之間的邊界才會得到更好的厘清。
中國城市家庭的種種沖突，在于家庭或主動或被動地過多承載了學校教育的功能。
家庭高度重視子女教育投入，甚至開始替代學校成為組織孩子個性化學習方案的軸心。
但家庭不是工作場所，要讓學校的歸學校，家庭的歸家庭。
尤其是中國式城市母職的興起，不但異化了教育，也異化了女性的角色，更制造出新的家庭矛盾。
加上一些流量媒體的刻意渲染，將之描繪為“缺席的父親+焦慮的母親+失控的孩子”的家庭模式，并被越來越多的人對號入座。這樣的后果是令父親與母親、孩子之間更加割裂，而不是回歸家庭并發現父親角色的價值。
因此，城市家庭最重要的是從教育戰車的捆綁中解放出來。
母親的“守門員”角色常常會令其想讓父親也參考她的方式來喂養和教育孩子，但事實上孩子對父愛的期待并不是復制母親。
父親的養育優勢常常是需要放在一個長的時間段中才能被發現的，不但教育需要耐心，家庭也需要耐心。
研究者也發現作為“守門員”的母親不應只是“關門”的角色，善于包容性地“開門”并發揮父親積極性的母親在育兒方面更容易取得成功并有利于家庭和諧。
時代在變化，城市在變化，家庭在變化，教育也在變化，這都需要我們避免隨波逐流和情緒化，而要去理性理解和研究當下的中國城市孩童教育與家庭的關系。
當前不少教育研究者已經開始關注這些話題，但關注得還遠遠不夠，也迫切需要研究界有更多的關注和深入研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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