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標題：中年博士找工作 我卷不贏碩士和本科生 最近后臺收到很多讀者私信，發現越來越多30+的朋友在糾結同一件事：工作多年后，要不要重返校園讀個
原標題：中年博士找工作 我卷不贏碩士和本科生
最近后臺收到很多讀者私信，發現越來越多30+的朋友在糾結同一件事：工作多年后，要不要重返校園讀個博士？這個問題背后，藏著當代職場人的集體焦慮——當行業競爭加劇、晉升瓶頸顯現，學歷似乎成了最直接的突圍武器。
但這條看似金光閃閃的"逆襲通道"，真的適合所有人嗎？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讓許多中年人陷入迷茫的選擇。
越來越多博士發現自己的學歷在貶值。
前段時間，一則斯坦福大學博士畢業后回國上岸鄉鎮機關基層單位的公示，引起了網友們的廣泛討論——博士緣何不再從事科研了？實際上，這只是近年來博士就業環境變化的冰山一角。
在高學歷不再意味著必然有科研工作機會的今天，不少人埋首苦讀，臨近畢業才發現，博士生找工作，并沒有想象的容易。
一些在讀博士會在網絡上講述自己坎坷的應聘過程，當談及博士進高校任教為何變得如此之難時，“博士擴招”總是最常聽見的詞。
準確地說，中國高校的博士擴招，是從2017年開始掛擋提速的。據教育部公布的歷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公報》，2016年以前的博士招生數量漲幅并不顯著。自2017年起，博士招生人數就以每年萬人左右的數量飆升。公報顯示，2017年博士招生數為8.39萬人。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稱，2023年博士招生人數達到15.33萬人，同比提升約10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相比起6年前，博士招生人數幾乎翻了一番。
近年來博士招生人數及增長率。（圖/林澤君）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學制為三年，最長可延期至六年，但伴隨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畢業指標不斷疊加，能夠按時畢業的博士鳳毛麟角。比這更殘酷的現實是，好不容易熬到了畢業那一天，擺在博士面前的卻是寥寥無幾的教職“坑位”。
就讀于某所上游985高校的文科博士張天霖提前半年就拿到了畢業證，他是罕見的能提前畢業的特例。在他同屆的博士班同學里，僅有三成能如期畢業。在這三成當中，能在高校里謀得一份帶編制的崗位者，大約只有一半。
（圖/《玫瑰的故事》）
就算能提前畢業，張天霖依舊找了很久的工作，年齡是擺在他面前最現實的一道坎，“我都45歲了，”他說，做博士后不現實，考編更不現實。2023年2月，還在讀博三的張天霖已經敏銳察覺到博士就業越發成為一個大難題，于是他開始創業，組建了一支面向全國文科博士的就業指導團隊，為他們提供社群網絡和咨詢服務。
觀察身邊的案例，張天霖將博士找工作能否順利歸結到三大因素：導師、成果和學歷。首先導師很關鍵，但“除非是大佬，否則幫助不大”；成果主要是論文發表和課題申報，當然是越多越好；而至于學歷，“博士學校好還不夠，還得看你第一學歷” 。現在高校“入場券”的競爭就是這么激烈，張天霖解釋。
另一位同樣畢業于一所頂尖985高校的文科博士林筱崎卻認為，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常被就業指導專家忽略，那就是“運氣”。
在求職路上，她走過不少彎路，卻覺得自己已足夠幸運。
趕論文階段，林筱崎的朋友圈封面。（圖/受訪者提供）
必須服從的“游戲規則”
和幻滅的學術理想
博士圈有個不成文的說法，不掛導師名字給期刊投遞論文，就跟剛出生的孩童沒上戶口一樣，就算文章長得再好看，也可能壓根入不了審稿人的眼。一般來說，導師的作用除了實際的學術指導之外，還包括給博士生的論文賦予一定的權威性。
不過，林筱崎博士剛入學時，導師就明確告知她和同門，發小論文時不要掛他的名字。“你知道嗎？不掛他（導師）名字，人家（期刊）根本就不會接收呀！”她苦笑著說。
由于國內大多數學術期刊并未采用盲審機制，甚至很多直接是找“大牛”約稿，缺乏學術資源的博士生很難單獨投稿。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學術小白”的林筱崎需要單槍匹馬地應對各家審稿人。為了達到學院指定的兩篇特定區域的小論文，她開始拼命卷自己，從寫文章到投期刊，都是她一個人完成。
在一些學校，博士的畢業率和導師的考核體系相掛鉤，如果博士畢不了業，導師就無法正常招生，于是就出現有導師甚至比學生還努力的情況。在這點上，和學院里一些給學生“論文包分配”的老師相比，林筱崎認為自家導師壓根不在乎她能不能順利畢業。
（圖/《理想之城》）
讓林筱崎難以接受的是，只有在需要她干活時，導師才會找上門來。博三那年夏天，林筱崎家里發生一場變故，她因此回了一趟老家。那段時間，導師全然不顧她的家事，一股腦給她施加壓力，就為了讓她給自己申請的一個項目撰寫申報書，一旦項目選上，可以為他爭取到幾十萬的科研經費。
“導師才不管你其他的事情，他只想要結果。”那陣子，她常常躲在家里大哭，滿腦子都在想該如何應對導師的項目。
最終項目沒入選，經費落空。因為這件事情，她和導師的關系降到了冰點。“他就想要你幫他出成績。”同樣是給導師干活兒，和理工科不同的是，在實驗室中導師就像老板，學生拿的是工資，而林筱崎則是純粹“打白工”，一毛錢也沒收到。
2022年，林筱崎在宿舍望見的月亮。（圖/受訪者提供）
“師傅帶徒弟”的學術訓練模式，迫使博士要做很多隱形工作。畢業于一所世界頂級學府的文科博士梁欣欣認為：“整個學術工作，其實和做基層公務員很像。”
除了經營和導師的關系，博士還需開拓其他學術資源。梁欣欣說，這就是參加各種學術會議的目的，要“刷臉”，努力和“學術大牛”成為朋友，不限于主動約他們吃飯、喝咖啡——這一切是為了積累學術人脈。
（圖/《www》）
她回憶起自己讀博時，面對需要經營的“學術關系網”總是一副不屑一顧的樣子。她當時跟自己說：“如果我很喜歡做這些事情，我為什么要兜一圈來讀博，而不去考公務員呢？”
而那些身處其中卻對“游戲規則”渾然不知的人，他們對一切保持樂觀，以為這將是一場純粹且公平的學術競爭，直到他們的論文四處碰壁，無人問津。“如果你做不到，那就不要玩這個游戲。”梁欣欣說。
拿到博士學位后，梁欣欣就徹底脫離了學術圈，去了一家教培機構工作。下班后，她常去酒吧消遣，享受完全屬于她自己的時間。
35歲，“非升即走”
博士“進高校即入事業編制”已成往事。當下，“非升即走”是高校“青椒”（青年教師）的打開方式。
“非升即走”即高校招聘中的“預聘制”，在高校內部也被習慣性地叫作“3+3”。通常，預聘期合同為3年，3年后可再續簽一次合同。在這期間，該講師需要完成學院規定的考核指標才可晉升職稱，否則學校不再續聘。
（圖/《城中之城》）
只有過了預聘階段，才能“排隊進編”。學校越好，預聘階段就越長。對于一些好學校，博士的就業“鏈條”通常是：進去先做博士后，再做預聘講師、講師、預聘副教授，幸運的話才可升為副教授，最后評教授。
在預聘制下，35歲，是擺在所有博士面前的一道坎。例如，國家青年基金規定申請人年齡為35歲以下。這種年齡焦慮，在博士后群體中更為明顯。林筱崎說，甚至有高校要求博士后一年發2篇C刊，一年沒達到考核要求就得走人，且要退還工資。
何遠畢業于一所頂尖985高校的理工科專業，博士畢業至今已8個月。他向記者透露，就他的方向而言，珠三角地區的普通二本學校也在要求“非升即走”。“動輒四五篇中科院1區才能進，進去還得卷。一問就是：你來做博后吧。”
“我投的一所高校，去年公示入職的博士有150多人，這些人在3到5年之后留下來的，不會超過20個。”何遠感慨道。他還說，一些好學校會招“特聘博士研究員”，但只是空有虛名。
（圖/unsplash）
何遠說，預聘制最初起源于國外，但博士“供過于求”的現狀，造成了令青年學者尷尬的“非升即走”。他說：“國外高校的情況是，一個崗位就招有限的幾個人，學校提供平臺培養你，期滿達到要求就留下。中國高校的情況則是，一個崗位招20個人，你們就去卷吧。”
在卷無可卷的就業環境中，女博士是更加脆弱的群體。林筱崎班上一位女同學在博三時意外懷孕，只好延畢，這在進度上就至少比別人晚了兩年。
經過一年多的博士就業指導工作，張天霖有個觀察：一心進入高校從事科研的年輕博士中，很多仍處在一種“認知錯位”，即他們自認為處在學歷的最高階段，但實際上卻處在科研工作的最低階段。他坦言：“有人總覺得讀個博士是件多么驕傲的事情，實際上你去到高校，在人家眼里你只是個剛畢業的‘小嘍啰’。對自己的無能為力認知不清，這就導致抑郁。”
張天霖提起一個“認知不清”的典型案例，這位文科博士找了一年多的工作。“他的問題是，他幾乎只投211。現在好多高校都卡第一學歷。他能發文章，有科研能力，雖然碩博是985，但他第一學歷是個普通一本呀。”
讀博后如何定位自己？這是張天霖在做就業指導時常讓博士思考的一個問題。他曾見一些極為夸張的招聘條款，“比如一所排名很低的二本學校，它的考核要求竟然是一年發三篇《中國社會科學》（該期刊被學界譽為國內最高水平的綜合類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張天霖感慨：“有一些天真的博士就被坑了”。
張天霖在白云山散步。（圖/受訪者提供）
博士考公，卷不過碩士和本科生
和梁欣欣一樣，林筱崎起初也不想進高校。
北上廣深的學校根本輪不到自己，家鄉省會城市的高校也很少提供編制。據 林筱崎觀察，一般博士新生多多少少都有些學術理想，但書讀越久，學術追求就越低，她自己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讀博的過程使她身心疲憊，她深感已經卷不動了。“你的付出跟收獲完全不成正比。每周7天24小時在線，沒有任何休息可言。所有的時間都在想論文，還看不見任何成效，工資低，對身體又是巨大的消耗。”
（圖/《請叫我總監》）
“去企業，我的年齡顯然不占優勢。”博士到企業的薪資預期相對較高，而社會上有博士需求的崗位卻寥寥。出于節約人力成本的考量，企業往往更愿意招一個碩士，甚至是本科生。
想通后，林筱崎決定考公、走選調。但對博士而言，這條路遠沒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好走。
就在一個多月前，斯坦福博士擬被錄用到鄉鎮公務員崗位的消息在網絡上發酵，很多人以為“海外名校畢業的博士可優先錄用”，甚至開始流傳“博士報考公務員可免予筆試”的說法。很快當地市委組織部工作人員回應媒體表示，所有報考考生在這次招考中“一視同仁”。
（圖/《玫瑰的故事》）
林筱崎認為，博士考公非但不占優勢，反而在年齡、學生工作、復習時間等方面盡顯劣勢。為了畢業，大大小小的學業指標幾乎能吃掉博士所有的精力，和論文無關的事情——學生工作、社團參與和校外實習，這些和找工作直接掛鉤的——博士都無暇兼顧。
由于擔心論文送審出問題得延畢，博士甚至不敢提前找工作，“萬一工作確定了，結果論文沒過怎么辦？又或者大論文好不容易過了，小論文沒達標怎么辦？”她說。
在本科和碩士生復習考試的幾個月里，正是博士趕畢業論文的焦灼時刻。考公報名時間一般在10月底到11月初，而博士論文預答辯在12月至次年1月，無論如何必須在預答辯前弄出一篇“像樣的東西”。
雖然學院規定寫到10萬字即可，但在林筱崎的班上，碼到30萬字的大有人在。論文預答辯時，她還不巧碰到了學院里出了名地嚴苛的“死亡組合”，一個專家組從下午1點半討論到6點。預答辯后，她整篇論文三分之二的內容得重新寫。
林筱崎忙里偷閑去看脫口秀演出。（圖/受訪者提供）
參加某省的省考筆試時，林筱崎一點復習的時間也抽不出來，在完全“裸考”的情況下，排到了第七名，沒能拿到面試機會。至于該省的選調，她研究了一番之后果斷放棄，“選調要跟其他碩士和本科競爭，我沒有優勢可言。”
林筱崎認為，博士所謂的學歷優勢，只有在斬獲資格篩選、筆試等環節，挺到最后一輪面試時，才有可能體現出來。而絕大多數時候，博士根本走不到那一步。
以林筱崎報考的某一線城市非核心區的“青年儲備干部”選拔為例，其報名條件對年齡要求非常苛刻，規定報名的博士年齡必須在30歲以下。從本科一路讀到博士，就算沒遭遇任何意外，也通常快到30歲的年紀。林筱崎當時28歲，踩線報上了名。
第一輪簡歷篩選，林筱崎順利通過了。3月底線上面試，她也通過了。下一輪筆試放在了5月底，剛好碰上要博士畢業論文答辯，林筱崎只好放棄。此外，她還報了該市的選調，卻意外發現連考試的資格都沒拿到。
（圖/《玫瑰的故事》）
“選調很看在校期間是否擔任學生干部，參加了多少學生工作，還要看你是哪里人，本碩是不是985。當然也跟當地發展方向有關，可能他們更需要理工科。”林筱崎猜測。她還考過另一個城市的事業編，一共招17個博士，而她的文科專業能報的崗位僅招1個名額。
最后，林筱崎報考的數個崗位全軍覆沒。放棄考公后，她被家鄉一所普本高校錄用為講師，她感慨：“碩士畢業時，我報了一家地方國企，當時給我開了28萬的年薪。讀了博士后，現在年薪8萬都沒有。”不過，她現在的工作有編制，不是“非升即走”，目前看上去科研壓力尚可。
在采訪后，張天霖給我發了一首他無聊時題的打油詩：“年少不知考公香，博士之路志向茫。五年辛苦求學路，唯成五千一月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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