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標題：幼教老師和家長，被形式主義壓垮 手指在屏幕上下滑動，勾選出數十張照片，確保照片中的人物沒有缺胳膊少腿，沒有遺漏任何一個孩子，再寫個
原標題：幼教老師和家長，被形式主義壓垮
手指在屏幕上下滑動，勾選出數十張照片，確保照片中的人物沒有“缺胳膊少腿”，沒有遺漏任何一個孩子，再寫個四五十字的說明，上傳。一條“班級圈”發布。
這是珠海市一公立幼兒園教師楊妮妮的每日任務：上傳照片并加以文字說明，讓家長們知道孩子一天的活動。 類似的工作還有很多，都與備課、教學，甚至是孩子無關。
“我覺得老師的重點應該是放在孩子身上，但是我根本沒有時間去認真地觀察他們，真的沒有時間。”楊妮妮說。
今年，她負責帶一個30人的中班，另有一個配班老師、生活保育員輔助。每天，她大半的時間都泡在“孩子堆”里，可是，她無法確保能跟所有孩子都單獨說上一句話。
雖然大多數時間都在“孩子堆”里，卻無法確保跟孩子都能單獨說話/《可愛的你》劇照
她覺得自己更像是陷在各種教案、記錄和資料堆中，“有開不完的會，做不完的資料，寫不完的教案，加不完的班”。
比如，一周兩個班的本課程教案，還有健康教案、安全教案、音樂教案；又如家訪記錄、觀察記錄、安全培訓記錄、教學培訓記錄等，部分記錄要拍照，必須把表格填滿。翻開資料，“列出來的目錄大概就有兩頁word文檔那么多”，后面再跟著一長串“正文”。
這是許多幼兒園的真實寫照。剝開光鮮亮麗的外殼，內里的教師們不是忙著拍照、寫記錄、整理資料等留下“痕跡”，就是浸泡在各式各樣的主題活動和環創（環境創意設計）里，迎合外界、偽造痕跡，做著于兒童無益的形式化工作。
曾經向往的“育人”工作，成為數不盡的形式任務中最微小的一環。“每天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形式主義”，服務于檢查，又為了取悅家長，擴大幼兒園的影響力。
老師們疲于應對的另一邊，家長更苦不堪言。
01
“儀式感”
9月，胡鈺所在的普惠性幼兒園排了六個主題活動——開學季、中秋節、愛牙日、秋分、國慶節、安全演習。
以國慶節為契機展開的系列活動，細化為唱歌、做手工、畫畫、辦party等形式，從當月19日一直持續到29日，穿插在日常教學中。
及至10月，等待胡鈺的是重陽節、秋季農莊采摘、防拐騙安全演習、民族美食活動。再到今年剩下的兩個月，“每個月至少四個活動，一周一個”。
德國兒童心理專家梅蘭妮·格列瑟在《孩子需要家庭儀式感》一書中提到：儀式能給予孩子安全感、安定感和信賴感，促進孩子獨立，賦予強健人格，給予秩序和方向。
儀式能給予孩子安全感、安定感和信賴感/《再見我們的幼兒園》劇照
節日活動天然被賦予“儀式感”。融入象征性元素的節日活動，與孩子形成情感鏈接，傳遞樂趣和期盼。然而，很多活動僅僅是營造“熱鬧”，無內涵和延伸。
接受采訪那天下午，胡鈺剛和家長們拍攝完手勢舞。一同被喊來當“演員”的還有小班的孩子。他們笨拙地變化手部動作，“孩子不會跳，就為了錄那一個視頻，坐在太陽底下將近半個小時。”她覺得這些活動更像是“面子工程”，只為宣傳。
事實上，不少幼兒園陷入了一門心思搞活動的“怪圈”。“來幼兒園之前，都不知道有這么多的節日和活動。”楊妮妮說。入行兩年，她已經策劃組織過不少幼兒園活動。
不同的主題活動對應不同的內容和形式。楊妮妮往往需要提前兩周開始策劃方案，“精確到每一個人做什么事情”。之后再忙著給教室、走廊、樓道掛上氣球、彩紙等裝飾。遇上大型節日活動，還得做一個大型的公共環創，得符合節日特色、凸顯主題。
一切準備就緒，拉上孩子們踏上打造好的“舞臺”，留下照片和視頻。之后再把這些“記憶”塞進推文及宣傳視頻中。
許多活動流于形式，止于熱鬧。有時，上一個節日剛過不久，教師們又得把東西全部撤下，著手準備新的活動材料。匆匆忙忙留下影像，似乎就算“體驗”過。
不同幼兒園關注的節日略有差異。至于過什么節日，“主要看領導心情”。
reila所在的公立幼兒園，每年必過“二十四節氣”。但在黑龍江，“雨水”節氣首日不見雨、反迎“寒潮”，“春分”時節仍見雪、無春天跡象等情況時有出現。她只能一遍遍和學生解釋。
最終，不同的節氣均淪為“做手工節”。reila不止一次想象，“等這些孩子長大，會不會一提起節氣，就想到‘重生之我在幼兒園做手工’呢？”
02
兒童痕跡
在幼兒園，手工并非兒童專屬，教師們也忙著撿卡紙、涂顏料。
當下，幼兒園刮起“環創”風。走進幼兒園，穿過走廊、樓梯，再到教室，用于環境創意設計的主題墻飾、玩具制作等，成為幼兒園的“標配”。
幼教行業流傳著這么一句話：環境是孩子的第三位老師。環境是重要的教育資源，是教育理念的外化形式。然而，許多幼兒園里的環創“走樣”，成了應付檢查、接待來訪參觀或評審星級園的“手段”。
部分幼兒園追求環創精美度，教師們被反復要求修改環創。胡鈺就職的幼兒園里，有一個班級被要求改了三遍環創，“因為園長不喜歡”。最后，該班級的教師辭職離開。
做環創成了迎合外界標準的被迫而為，不時還有評比活動，倒逼教師們“卷”入形式化環創工作。幼兒園默認的“環創”風氣里，教師們難以抽身，只能在“填滿墻面”和“創造美感”中掙扎。
但加班加點做出來的環創，往往又“是給大人看的”。楊妮妮所在的園所要求環創一學期一換，“有些老師為了讓作品維持久一點，不讓小朋友碰作品。”她覺得，教師們似乎只是“為了做環創而做環創”，孩子們看不懂，也不關注。
中國現代兒童教育之父陳鶴琴曾在書中提到：“環境的布置要通過兒童的大腦和雙手。通過兒童的思想和雙手所布置的環境，可使他對環境中的事物更加認識，也更加愛護。”
然而，不少幼兒園環境創設“其實都是老師在做”。楊妮妮看到，一些畫技突出的孩子，會被教師拉去做環創。而這些孩子極易淪為趕工的“工具人”——無法隨心所欲創造，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內，畫下教師想表達的內容。
這樣的環創，即使由兒童“操刀”，實際上也沒有兒童的視角和立場。
為呈現有兒童痕跡的環創，教師們絞盡腦汁，甚至直接編造兒童痕跡。“一些教師會讓孩子寫字，但孩子根本不會寫那些字。老師就會先寫一遍給小孩看，要么就老師用左手寫。”楊妮妮說。如果孩子無法順利表達出自己的想法，教師“會直接編”。
要留下兒童痕跡的任務還有很多。例如席卷幼兒園的“表征”和“傾聽”風。
在學前教育領域，表征是兒童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理解過程。《幼兒園保育教育質量評估指標》明確指出：重視幼兒通過繪畫、講述等方式對自己經歷過的游戲、閱讀圖畫書、觀察等活動進行表達表征，教師能一對一傾聽并真實記錄幼兒的想法和體驗。
繪畫表征和傾聽是最常見的組合：兒童畫下自己在活動中的發現、思考和感受等，再通過這些符號和圖像，一對一講述給教師，由教師傾聽并用文字記錄下來。
在reila看來，畫表征和傾聽具有一定意義，如讓孩子明白畫面是一種記錄方式，也讓他們知道，繪畫之后的語言講述同樣重要。
“并且畫面和講述是有關聯的，一件事可以有兩種互相關聯的記錄方式。”reila說，她會逐漸增加表征要求，如加上日期、天氣狀況等，“也讓孩子們在書面層面上對生活有了更多更系統的認識”。
然而，不少幼兒園只追求形式上的“表征”，將其簡單化為符號和圖像的繪畫記錄。
reila所在的幼兒園要求兒童每天進行一次表征。她讓孩子們自由選擇表征形式，自愿繪畫表征。“都知道表征并不只有繪畫一種形式，但是我們拍照記錄孩子們的搭建、角色游戲、語言，來檢查的專家說這些不算。那到底什么算？”reila常對此疑惑。
在楊妮妮看來，頻繁地繪畫表征和教師記錄像是一項硬性規定。兒童被提前被安排了任務，“今天發生了什么、有什么高興事、在游戲中遇到了什么困難、怎么解決”，“想好”了再畫下來。畫完后，又一定要說出來。
時有孩子畫完就忘，或是不知如何表達，看著紙上的符號和圖像，愣是什么也說不出來。這種時候，教師則“幫兒童回憶”，引導他們吐出字句。實在講不出什么，為完成任務教師又得胡編亂造。
最后，這些表征成果會被打印出來粘貼在墻上，成為領導的檢查項目。課程結束，檢查完畢，這些兒童看不懂的文字記錄就被撤下。
03
下班，回家做作業
形式化任務壓在教師身上，家長們也“難逃一劫”。
“你等我，我現在給娃交個作業，視頻打卡。”采訪時，李青青留下這句話便消失了。
之后的20分鐘里，她盯著三歲半的兒子刷牙，邊口頭指導，邊拍攝視頻。洗漱完畢，再將視頻導入剪輯軟件，剪去多余的人聲和畫面，添加配樂，保存并發送到班級群。
李青青家在合肥，是一個小班孩子的母親。自去年孩子進入幼兒園托班后，親子作業便一個接一個“掉落”，除了視頻打卡，還有“花式”手工。
比如，春天到了，捏個粘土捕捉春天；兒童節到了，做雙紙鞋子感受世界；中秋節到了，做個月餅共度佳節；還有許多記不清的由頭，做糖果屋，畫海洋動物，做畫片“讓小動物走回家的路”，等等。只要有節日和活動，就可能跟著一個手工任務。
李青青不擅長手工。遇到手工作業，得上網搜教程，一步步跟著學。上回捕捉春天的粘土作業，孩子入睡后，她跟著視頻現學、現捏，連續熬了三個晚上才完成。
除此之外，消防、禁毒等安全教育知識要刷視頻，完成考核。不時，還要上傳親子結伴學習的照片。
“小孩上學了，真的非常多的事情。”體制內的丈夫忙得不可開交，帶孩子的重任壓在李青青身上。就這樣，三十多歲的她全天候接龍、打卡，白天上班當“牛馬”，晚上回家當畫家、攝影師、手藝人。
長沙的妙琬厭惡源源不斷的手工作業。去年，女兒入讀當地一所公立幼兒園，妙琬才得知，當代家長得替孩子做作業。她納悶：“我們80后、90后這一代，小時候自己做作業，從沒有讓家長幫忙，怎么現在我們還要幫小孩做作業？”
她想換一所事少的幼兒園。在業主群問了一圈，發現附近“所有的幼兒園都這樣”，而家長們都已習慣。別無選擇，只能照常入學。
“小朋友基本上沒有能力做（手工作業），只能在旁邊遞一下材料，99.9%是大人在做。”在她看來，這些作業毫無價值，耗時又不能提升兒童的能力，甚至有些“超綱”。
妙琬不是沒想過讓孩子參與作業。但兩三歲大的孩子靜下來沒一會兒，心思又飄到了別處。若真全程帶上孩子，還得花心思盯著孩子，時間必定成倍增加，更劃不來。
在她身邊，很少家長直接用家里的廢舊物品做手工作業。有家長直接上網買半成品材料，簡單組合拼裝就完工，還有家長直接找“代做”。她不想浪費這筆錢，只能自己代勞。
許多幼兒園作業得由家長代勞，老師們實際上“都心知肚明”。
楊妮妮不想給家長布置太多作業。“（老師）沒什么好處，相反，可能作業多了還會被家長投訴”。
一些時候，教師們身不由己，“手工作業沒辦法，幼兒園要求的”。也有教師轉嫁壓力，“有的環創懶得做，丟給家長做”。
04
心底的“理想園”
從兒童傳遞到家長手中的作業，形式多樣，也讓家長們壓力倍增。
妙琬和丈夫經營著一家快餐店。小店生意忙碌，夫妻倆早上七點上班，常在晚上九點才以后才下班。
每天的工作足夠耗掉他們大部分力氣。回到家，還得面對不擅長的手工作業，她只想“擺爛”。
妙琬也確實這么做了。她曾到幼兒園抗議，得到回復是不強制要求。她也就把作業拋到腦后，要么敷衍了事，要么直接不做。就這樣過了一年。
午休間隙，妙琬丈夫用廢棄物品幫孩子做的手工燈籠/受訪者供圖
直到一次運動會，教師在家長群里分享活動照片。她隨手點開一張，發現那孩子手上拿著手搖花，往后再翻幾張，每一個孩子手里都有手搖花。
她猛然想起，群里曾通知家長準備運動會的手搖花，但她忙忘了。人群中，只有女兒空著雙手，耷拉著臉看上去“明顯就不開心”。在別人都甩著手搖花時，女兒只能搖晃雙手。
“如果所有小朋友都有，就她沒有，她心里也不舒服。”妙琬的女兒性格內向，不喜歡上學。今年升上中班后，情況沒有好轉。時而女兒還會哭鬧著不肯上學，膽子似乎也變小了。
她把希望寄托于“遵守規則”。即使不情愿，她還是踏入了手工賽道，希望用精美的手工增加孩子的關注度和自信心。“也是希望小孩盡快適應幼兒園環境，少一些抗拒，多一些自信。”
午休間隙，妙琬丈夫用廢棄物品幫孩子做的手工燈籠/受訪者供圖
許多“卷”在賽道上的家長持有相同想法。李青青認為，精美的作業更容易讓孩子得到教師的夸贊，從而增強孩子的上學積極性。更重要的是，她也不想成為教師眼中的“刺頭”。擔心孩子被穿“小鞋”，也擔心孩子被“邊緣化”。
其實，許多家長也理解教師。“現在的教育就是大人也累，小孩也累，老師也累。”李青青說。
另一邊，是教師極低自我認同現狀。楊妮妮覺得自己像保姆。家長把孩子往幼兒園一放，她幫忙穿衣、帶娃，生怕家長轉頭就投訴。
她不止一次被家長投訴過。有一次，是因為給班里的特殊兒童穿衣服，因沒按照家長要求，將馬甲穿在了衣服最外層而被投訴。那一次，領導讓她向家長道歉。似乎一旦出了問題，教師就得負全責，領導還會不時來一句，“你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說白了，教育行業就是服務業。”幼師工作得服務家長、孩子和領導。上班了，她就得咧開嘴角，遇上家長和孩子就笑。晨接和家長開放日，與其他教師站成兩列迎接時，“服務”心理幾近頂峰。而他們還會被指責，為何不跟幼兒園所有的孩子打招呼，“說我們像個僵尸一樣站在那里”。楊妮妮說。
幼兒園教師總被要求熱情開朗。要笑，不能拉著個臉，“感覺不能有自己的情緒”。
面對家長和孩子，北京的胡鈺早已習慣套上熱情開朗的假面。任教七年，她一點點被磨平棱角，失去鮮活，“整個人頹廢又疲憊，時不時抑郁崩潰，下班后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今年，胡鈺所在的幼兒園只招來兩個小班，總共40人不到。按照以往，小班通常招收4個班，一個班至少25人。
她覺得，這所幼兒園或許也“離關門不遠了”。園長將生源降低歸結于出生率低，加大力度把幼兒園活動排得滿滿的。
胡鈺產生了辭職的想法。她自認不是保姆型教師。面對不合理的要求和觀點，她總是努力溝通，用自己的方式和專業理解，盡量讓家長與之達成統一意見。
形式化任務成為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每天，她都在處理相似又繁瑣的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帶完一波孩子又帶一波，沒有什么所謂的高光時刻”。她形容，那就像在撿散落一地的芝麻，一粒又一粒，逐漸開始厭煩。
胡鈺計劃在今年年底辭職，未來的去向并不清晰。但在她的內心深處，藏著一個“理想園”。
在那所理想的幼兒園里，幼兒園是真正做教育的地方。園所的工作氛圍溫馨有愛，教師們凝聚成一團，發自內心的溫柔。教師們有時間和精力，一步步認真觀察孩子，引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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