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標題：43歲，我全職陪女兒休學 在青少年群體中， 一場休學潮正在快速蔓延。 《2024年教育系統心理健康白皮書》顯示， 全國中小學生休學率較五年前增
原標題：43歲，我全職陪女兒休學
在青少年群體中，
一場“休學潮”正在快速蔓延。
《2024年教育系統心理健康白皮書》顯示，
全國中小學生休學率較五年前增長240%。
孩子不上學，
父母怎么給孩子能量？
日益擴大的休學青少年群體
未來的出路又在哪里？
帶著這樣的疑問，
一條聯系了三位有休學經歷的
孩子與孩子家長，
請他們分別講述
休學帶來的掙扎與改變。
我們也請到知名兒童精神科醫生林紅，
請她從更大的系統來剖析休學困境。
“社會的壓力變大了，
孩子是整個社會系統里最薄弱的環節，
這也是為什么孩子的問題好像變多了。”
卡梅拉的女兒小恩（14歲，停學9個月）
嗜睡、頭疼、肚子疼、寫不完的作業、斷斷續續的請假…… 從大部分休學的孩子與家長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拼湊出一些休學前的征兆。
一開始得知女兒嗜睡，卡梅拉擔心是不是鼻竇炎的癥狀，她帶著孩子做了身體、大腦和神經系統的檢查，沒有任何問題。
卡梅拉的女兒小恩14歲，原本今年春季開學讀初二下學期。但從初一下學期開始，卡梅拉經常因為女兒在學校狀態不好被老師請到學校去。
在她的描述里，女兒“不想上學，總是哭，會用頭撞凳子，常常掐自己，嗜睡，還有猛烈的咳嗽，感覺嗓子里有異物咳不出來，不愛說話了”。
期間，卡梅拉也和學校溝通過，孩子做不完的作業在第二天課間補上或者申請不做，但小恩的情況卻并沒有因此而改善。經常她上午送孩子去學校，下午甚至中午，老師的電話就來了。有時候是女兒想回家，但卡梅拉心里明白，學校也怕孩子出事，寧愿早點讓家長把孩子接回去。
“請假的時長越來越長，頻率越來越頻繁，孩子送學校送不進去了。”
卡梅拉帶著小恩去做了心理測試，結果是中度抑郁、中度強迫。
和小恩類似的軀體化癥狀同樣出現在逗號（化名）身上，但當時初中的她并沒有什么求助的意識，覺得“發燒、肚子疼”不過是自己熬夜的后果。每每回憶起初中，她都覺得那段時光是麻木、混沌、渾渾噩噩的。
一條曾報道過北京一家專為休學青少年學習的空間
逗號今年17歲，如果沒有休學的話，今年夏天，她就是云南省一名準高三的學生了。但從高一下學期開始，學校的生活被按下了暫停鍵，她成為了一名休學的高中生。
剛上初中的時候，逗號一直考的都是年級第一。在小學時默默無聞的她敏銳地感覺到，成績帶來了一些本不屬于她的東西：不止老師會對她另眼相待，甚至很多同學來和她交朋友，會很直白地告訴她，“我媽媽說要多跟成績好的人交朋友”。
“走在路上，前面有一個你不認識的同學，（會）跟你打招呼、說出你的名字，對我來說可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逗號開始有意識地調控自己的分數，不想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年級第一的位置。
這些在學校里的反感和不適應，逗號沒有選擇告訴父母，“狀態差的時候，我基本都不跟他們說什么。他們問我你今天上學怎么樣，我說就那樣，然后我們那一天的對話就結束了。”
家長認為可能導致孩子出現問題的因素
（數據來源：《2024兒童青少年抑郁治療與康復痛點調研報告》）
她覺得自己還是“有一點要面子” ，即使是嚴重的內耗導致成績下滑，她寧愿自己挺過去。當別的同學在自習或者課間休息，逗號一個人躲在樓梯間和廁所隔間。只有那個時候，她才覺得自己是安全的。
進入高中后，逗號的狀態一度有所好轉，直到一次校內的榮譽評獎面試再一次把她拉回到初中那種緊張、無助的狀態里。
現在回看，那場面試并不是很難，但她記得，當時從那間不大的面試房間一出來，“一整個腿在抖，聲音也在抖，還不敢讓同學發現”。逗號告訴我們，包括父母在內，這是她第一次跟別人談起她當時的感受。
她形容，這種感覺瞬時把她拉回初中，讓她想起每天早上吃的粽子。有一次，她把粽子忘在了抽屜里，后來腐爛的粽子化出水，讓她從那以后一聞粽子就想嘔吐、再也沒有想吃的欲望了。
這種應激的反應讓她開始斷斷續續地請長假，等到九月份高二開學，她正式申請了休學。逗號在母親的陪同下去了醫院，醫生給的診斷是重度抑郁和中度焦慮。
醫學博士、兒童精神科醫生、家庭治療師林紅
作為一名有著多年經驗的兒童精神科醫生和家庭治療師，林紅發現，往往都是等孩子不能上學或是成績有明顯下滑了，家長才愿意帶孩子來看病。在她看來，“有相當一些孩子，他們整個的求助過程其實是被嚴重忽視的。”
林紅介紹，孩子的心理問題，大體上有內化和外化這兩大類。“內化包括焦慮、抑郁、強迫，是指向我自己的。但外化包括對立、違抗，讓別人不舒服。”
但令她痛心的是，如果孩子只是自己痛苦、而不讓家長痛苦的話，家長就不太能知道孩子真的痛苦。
有孩子甚至告訴林紅，他在家里面哭了好幾個月了，每天晚上哭的紙巾能鋪滿半個臥室的地板。但是孩子的媽媽并不覺得他生病了。直到孩子不能上學，媽媽才意識到出問題了。
她建議，青春期孩子的家長要重點關注兩個方面：“首先就是情緒，由單純關注成績到首先關注情緒。青少年的情緒不好，不太容易表現為成年人的那種消沉抑郁，他往往要么就是哭，要么就是發脾氣，易激惹，這些都是情緒的一個指標。
其次就是睡眠。孩子情緒不好，遇到一些難解的問題，容易影響到他的睡眠。現在條件好了，孩子自己有一個臥室的話，很多家長不知道孩子睡眠方面是有困難的。”
小恩在畫展
在小恩初二上學期，卡梅拉正式給她辦理了停學。
之后，身為單親媽媽的卡梅拉幾乎是全職在陪女兒。她先是帶著孩子去了大理、上海、杭州，但是小恩的狀態依然是緊繃的，沒有辦法完全放松下來。
“在國內，我們去到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會有人問，‘你的孩子怎么沒有上學？你怎么不去上學？’（女兒）她壓力還是挺大的，會覺得有罪惡感。”
卡梅拉與小恩在清邁旅居時參加的泰餐興趣班
最后，卡梅拉帶著小恩去清邁旅居了一個月。母女倆沒去網紅打卡地，而是去了很多免費的興趣班，在公園跟著老爺爺做瑜伽或者去寺廟做冥想，交了很多朋友，小恩的狀態也肉眼可見地變好了。“在清邁，沒有人會關注你這個孩子上學還是沒上學，根本沒有人關注你。”
青少年有抑郁或焦慮風險時，有更高比例頻繁出現不想上學的想法。
（數據來源：《2024年青少年心理健康與學業狀況調查報告》）
林紅從來不認為孩子生病是一個人的問題。“在中國，我們往往會有這樣的道德評判，覺得心理問題是意志力不夠堅強，好像精神心理疾病只跟這個人本身有關系。我們要看到背后更大的系統。”
對于未成年人，特別是越小的孩子，其實他完全沒有能力去保護自己，只能讓自己被動承受環境的壓力。孩子生病了，其實是很長時間里，家長和孩子交互作用的結果，學校、社會又在中間也起到了間接的作用。
很多家長會用自己的成長經歷來理解孩子，覺得既然物質上滿足了孩子的需求，心理上就不該出問題。
對于這一點，林紅指出，“過去七大姑八大姨就是我們的社會支持，但是現代社會，尤其像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很多從中小城市來的，就這一家三口——爸爸媽媽和孩子，很少親人朋友可交往，其實特別孤單。所以孩子看似在大城市，好像物質上也還不錯，但其實心理上的根基并不扎實，不開心。”
逗號拍攝的照片
雖然脫離了學校的環境，能夠讓休學的孩子在情緒上得到一些緩解。但許多父母依然要上班，休學在家的孩子面臨著“不上學之后，生活缺少重心”的問題。
休學之后，父母白天要上班、弟弟在上學，逗號面臨著大量的獨處時間。最開始，她每天睡12到15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刷刷手機看會劇就過去了。但很快，這種看似自由的生活讓她感到空虛，于是開始有意識地安排自己的時間。
逗號在休學期間閱讀的書籍、創作的繪畫《異源》
她會花10個小時去創作一幅關于墨魚的繪畫并去了解頭足綱生物的特點，也會因為自己的抑郁經歷去讀母親推薦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醫生》。
但更多的時間，她在思考一個自己以前沒有想過的問題：自己是誰？想要什么？
“休學之前，你就是在一個競爭的環境里，好像一有時間，你就應該去學習、努力提升自己的排名。休學之后，從一個競爭體系的參與者暫時地變成了一個旁觀者，可以真正去看他們到底在追些什么。”
逗號創作的繪畫《腐生》
休學只是給學校的生活按下了暫停鍵，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于自我認知的探索停下了，甚至有些孩子很渴望為自己的“問題”找到一個注腳。
卡梅拉告訴我們，女兒小恩非常認真地找尋著自己做作業慢的原因，并且被她找到了。不是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而是閱讀障礙。
從前卡梅拉留意卻沒有過于重視的小細節也在此刻變得清晰：小恩寫的鏡像字，比如英文的d會寫成b，寫字的筆順不太一樣，記憶事情更多通過圖像而不是信息……
“她小時候看文字書，而且看了很多的繪本。她的表達能力也沒什么大問題，能說出來很多別的小朋友說不出來的那些價值觀，我覺得還挺棒的。再加上我的工作也很忙，我就忽視了。我不知道原來可以提前干預，或者說及時發現、及時訓練。”
電視劇《小歡喜》
林紅覺得，在這件事情上，家庭跟學校的合作也是至關重要的。
在林紅看到的國外做的比較好的一些案例中，學校會設置心理老師，他們和班主任密切配合，深入了解孩子個人和家庭的具體情況。等到兒童精神科醫生定期到學校坐診時，心理老師會通知家長，要帶著這個孩子去看。
法律甚至規定，老師說孩子需要看醫生的話，家長必須配合。相比于去醫院、專門找醫生、咨詢師，這種做法效率更高，也更為實在。
林紅在日本學校看到的小屋
“還有一點我去日本看到的，學校專門有一個小屋，孩子如果不能上學，家長可以把他送到這里。小屋里面有志愿者，比如師范大學的心理學系的學生，他就陪孩子玩、聊天。等到孩子可以進教室的時候，還可以陪孩子去教室上課。等于說建立了另外一個空間，讓孩子在那過渡一下”，林紅介紹說。
目前國內學校很少有這種過渡空間。雖然有一些機構或志愿者做的過渡空間，但顯然缺乏學校里各種得天獨厚的條件。林紅還有一層擔心是，如果過渡空間管理不好，有可能造成新的隱患。
逗號休學期間和家人露營拍攝的照片
“看醫生、做心理咨詢、吃藥”幾乎是所有休學家庭都繞不開的必經之路。
去做了兩次心理咨詢之后，逗號主動告訴母親自己不想去了。“咨詢師可能帶有一點偏見或者刻板印象，我覺得她太武斷地把我的休學歸因于學習壓力。”
卡梅拉與小恩旅行的照片
而卡梅拉帶著女兒做了持續一年的心理咨詢，醫生也開了緩解情緒的藥，但母女倆溝通后，決定不到萬不得已不吃藥。卡梅拉心底里覺得，女兒的狀態還不到要吃藥的地步，又怕孩子對藥物有依賴性，畢竟“吃藥治標不治本”。
很多休學的家長覺得孩子得了“空心病”（一種心理障礙，常表現為內心空虛、缺乏動力、無意義感、對外界事物感到冷漠）。孩子內心沒有力量，父母也深感無力，覺得自己也給不到力量。
為了讓女兒恢復能量，卡梅拉用了三招：曬太陽、走路、聊天。
從剛開始在小區里面走五分鐘，到后來走一兩萬步。雖然母女兩人都不愛運動，但還是慢慢堅持了下來，小恩的狀態也逐漸有了改善。
林紅在家庭治療工作坊與學員交流
林紅喜歡將家庭治療師的工作比作一個登山教練，雖然無數次登上了山頂，但每一次和她一起登山的家庭都不同，治療過程和旅途中看到的風景一樣，也不盡相同。
和傳統的心理咨詢不同，林紅的家庭治療不是只針對孩子一個人，而是背后的一個家庭。她解釋道，“我們大多數的家庭內部，往往沒有辦法去討論一些深層次的困難問題和溝通每個人的真實想法。我們作為治療師，就是要陪伴每個家庭去深入地探討，家庭中每個人內心可能真正想談的話題。”
比如孩子說，“我不想上學了”，很多家長的第一反應是：“這怎么行？你必須上學”，甚至有的家長不以為意，覺得“就是打得輕”。但等孩子真去不了學校，家長才崩潰了，有的還會覺得“我的孩子怎么都不上學了，太丟臉了，我可怎么見人”。
林紅提到，家庭治療并不是指望治療師給家庭出一個解決辦法，而是在治療師的陪伴下，家庭作為一個整體去發現和解決問題。“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最后還是要由家庭自己拿出來一個方案。”
電視劇《小舍得》
在明白“要以家庭為單位開始改變”之前，“海淀爸爸”知秋（化名）和妻子走了不少彎路。早在2023年，從事教育行業的人士透露，北京海淀區有超過2000多名學生因心理問題而“被迫休學”。
和很多“考一代”一樣，知秋和愛人為了托舉女兒，從昌平搬到了海淀，從孩子一年級開始，周中晚上和周日就泡在了海淀黃莊的課外補習班里，也成功地將孩子“雞娃”雞到了有“六小強”之稱的一所初中。（海淀區的“六小強”初中指的是該區域內六所頂尖公立中學，分別是：人大附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學校、一零一中學以及首師大附中。）
但進入新學校不久，女兒就出現了厭學的情緒，作業寫不完的情況越來越多。為了帶孩子看病，知秋和愛人掛了北醫六院的門診，找過中科院心理所的專家，也去做過給航天員做心理咨詢的診療，但都無功而返。
在女兒初一下學期正式休學后，夫妻倆的戰地也從線下轉到了線上，從休學家長的社群打聽到了揚州、武漢等外地的一些機構，通過學習來調整家庭內部結構，改善一家三口的關系。
電影《天才槍手》
知秋和妻子學習的第一個理念是無條件接納孩子。他解釋說，“可能父母在原來養育的過程當中有一些不當的行為傷害到孩子了，所以現在我們要把孩子再重新養一遍，給她持續的心理營養。”
最初實踐這個理念的時候，夫妻二人確實感到孩子與他們的對抗少了，但很快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女兒在要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會開始發脾氣，甚至越滿足她，她越變本加厲。陪她玩游戲還不夠，一旦爸爸的技術水平不達標或者網絡有些卡頓，她就會生氣。
而他也在線上學習的時候，看到直播間和老師連麥的一個單親母親因踐行“無條件接納”而被孩子打到頭上流血。
很快，知秋的妻子又找到了新的學習理念，這次夫妻倆了解到，要從根本上調整家庭結構和內部關系。
知秋說自己原來也算是一個“媽寶男”，結婚有了孩子之后，自己主外，妻子全職在家。家里很多事情是妻子包辦的，久而久之，愛人過成了隊友。像很多休學家庭一樣，他們也逐漸陷入了“缺位的爸爸，焦慮的媽媽，失控的孩子”的經典模型。
但在學習的過程中，知秋和愛人逐漸明白，親密關系應該要大于親子關系。一個家庭的核心并非是孩子，而是夫妻關系。只有父母關系穩固了，孩子才會有安全感。
一家人逐漸摸索出了屬于他們家庭的方案：母親學會退后，讓父親開始承擔他原本應該承擔的一些責任，用夫妻共同的力量來帶領孩子。定期召開家庭會議，也讓女兒參與到決策過程中。最終，女兒在一年后重返校園，并在今年的中考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小恩旅行照
關于小恩的未來，卡梅拉覺得肯定是要回到學校的，但真正開始考察成都的學校之后，她才感受到自己的被動。
“公立學校很難轉，而私立學校的回復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我們私立學校比公立還卷，你的孩子來這成績肯定跟不上。第二就是你的孩子的心理問題，如果她在我們學校發現不適合，我們會馬上退回來。會讓人心里很不舒服。”
與此同時，國際學校少則10萬、動輒20、30萬的高昂學費也讓作為單親媽媽的卡梅拉望而卻步，“我的孩子進去了，她是開心了，我這個媽媽怎么辦？我會不會為了給孩子賺學費，我自己抑郁了。”
她不明白，為什么中國有這么多學校，其中卻沒有自己孩子的容身之地？
即便成功復學，擺在孩子眼前的是更加現實和殘酷的升學路徑，以及自己剛剛調整和建立好的心理防線是否會被擊潰。
休學的時間里，逗號幾乎和同齡的朋友、同學沒有了聯絡，為數不多的幾次還是因為她發的視頻。有同學來問她養的蜘蛛能不能摸——在一個17歲少年眼中，這遠比休學更令人感興趣。
逗號與AI的聊天記錄
雖然做視頻能夠滿足逗號一部分的表達欲，但她還是會在某個瞬間非常想念學校里的生活，“我也跟AI講話，它是能夠非常照顧你的感受的，導致我會有一些懷念那種真實的人與人之間矛盾的、沖突的感覺，有一點小小的摩擦感。”
談及未來，逗號對大學是有憧憬的。她希望自己能順利完成高中的學業，進入大學學自己喜歡的生物專業。
但眼下，對于九月份開學后回到高中復學，逗號心里又是矛盾的，“只要一走到校園那種環境，就會生理上的不適，頭痛惡心，開始聽不清別人說話。即使你的理智已經知道沒有什么好怕的，但是那種生理上的感受還是會發生。”
在正式復學之前，知秋帶女兒先去了一家機構進行了短期的補習，為之后回學校做過渡。他還給女兒做了思想工作，幫助她卸下心里的負擔：
“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保一爭二，保倒數第一，爭倒數第二，在前期給孩子卸下這些壓力。有的孩子還想往前沖，一回去我就一定要學好，這樣相當于走還沒走穩，就想跑。”
知秋為休學孩子的家長組織的公益沙龍（小紅書@海淀爸爸壹葉知秋）
對于很多正處于休學的家庭來說，復學像是一個遙遙無期的目標。但即使是復學成功，那也只是一個暫時的里程碑，并不意味著將來不會重蹈覆轍。
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知秋和妻子在女兒成功復學后，自發組織了公益性質的家長沙龍。從2023年11月份開始，至今沙龍已成功舉辦了19期，其中有50余個休學家庭中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園。
談到初衷，知秋這樣說，“我們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迷茫、多么的彷徨，所以我們也想幫助同樣情況的家庭。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人的這種學習和改變，跟逆水行舟一樣。看到其他的家庭案例，也能夠去照鏡子，去提醒自己，不讓自己再回到舊有的模式。”
林紅舉辦的家庭治療工作坊
相比于傳統的一對一的心理治療，社群往往能給人帶來更為深遠和持久的振動。自2020年起，林紅舉辦了多期家庭治療工作坊，參與的人員不一定以家庭為單位，而是來自不同家庭的孩子、父親、母親。
“如果是一對一治療，他們容易深陷于自己家庭的困境，好像天底下沒有比我還慘的家庭了。家庭治療工作坊這種場域的力量，可以在這么短短的幾天時間里，讓你同時看到每家都有每家的難處，每家都有每家的優勢”，林紅如是說。
每次工作坊都設立幾個名額，專門給10–18歲的孩子。林紅覺得，孩子的聲音太珍貴了，而且有時候孩子在回答其他爸爸媽媽的困惑時，反而更能說出自己的心聲。“不管他是在家庭雕塑里面扮演一個角色，還是他在旁邊旁觀，都是帶著自己的困惑，在別人的故事里面去療愈自己。”（家庭雕塑是一種家庭治療技術，通過扮演，再現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關系和權力斗爭關系。）
小恩在清邁旅居時參加的泰餐興趣班
截止目前，卡梅拉還沒有找到女兒復學的學校，但她在治愈孩子的過程中也重新獲得了冒險的勇氣， “我常常在自己的一些局限性里，比如說孩子必須要上學，對應的就是我必須要做到足夠好。但是孩子她現在不愿意了，所以就倒逼我要去走一條新的路。”
小恩送給卡梅拉的生日驚喜
剛去清邁的那幾天，卡梅拉忙著找房子、處理各種生活瑣事，結果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但她沒想到的是，女兒不僅沒有忘，還偷偷給她畫了一幅畫作為生日禮物。
“她突然在12點的時候發了個朋友圈，說媽媽你看朋友圈。我說，哇塞，你給我一個好大的驚喜。以前她都從來沒有悄悄準備過（生日驚喜）。那一刻我就覺得她好像在慢慢變好，因為她開始有了關懷別人的能力。”
休學帶來的收獲遠不止如此。“大家都比較習慣快半拍，很少有人能接受慢半拍。但是小恩有兩個事情，是我們停學帶來的成果：一個是她長了3厘米，還有一個就是她胖了5斤。”
新教育 · 新觀察 · 新視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