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面對生活壓力 讓農村留守兒童“再問題化”加深
摘要: 原標題：父母面對生活壓力 讓農村留守兒童再問題化加深 從功能主義思路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已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并引起強烈情感共鳴。同時，在
原標題：父母面對生活壓力 讓農村留守兒童“再問題化”加深
從功能主義思路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已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并引起強烈情感共鳴。同時，在不斷“被問題化”的建構過程中，不要“污名化”留守兒童的呼聲也向來不絕于耳。通過檢討研究者和大眾傳媒這兩個社會問題建構中的重要行動者“夸大”、“污名”農村留守兒童的方式和過程，有助于進一步探索“去污名化”之后農村留守兒童“再問題化”的新思路?；趦和瘷嗬暯强梢园l現，其實是產生大量留守兒童的社會結構有問題，而不是留守兒童本身有問題。而解決產生留守兒童的社會結構問題，需要實現城鄉協同、權利平等，且以“人”的福祉為終極關懷的發展模式，能夠惠及所有農村兒童。
農村留守兒童何以成為“問題”
我國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提出，到本世紀初以來開始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的。在學術界、教育界，不少熱心人士針對與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有關的方方面面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這些社會調查的結果通過學術論文、調查報告等方式發表，并通過期刊、報紙、廣播、自媒體等多種方式的傳播而影響廣泛，喚起了社會各界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重視，其觀點與結論也形塑了社會大眾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基本印象。
但在眾多資料中，也有不少關于農村留守兒童的研究報告、報道將留守兒童群體的偏向負面的特征刻板化、印象化，并由此掩蓋其他特征，或將負面案例不適當地普遍化，讓人誤以為這是留守兒童群體的基本特征。由此，一些研究者也已持續發出不要“污名化”農村留守兒童的呼吁。
從情感角度呼吁研究者和大眾傳媒不要“污名化”留守兒童，以免其背負污名而身心受創，這自然有其必要性、迫切性。但從研究倫理與傳播倫理的角度看，社會科學的各種調查研究報告的價值，就是要盡量呈現客觀的“真實”，大眾傳媒也必然要客觀真實地報道實際情況與專家的研究結論。
專家學者和大眾傳媒在主觀意愿上也許都不會刻意去“污名化”留守兒童，因為這種作為是嚴重悖離其專業倫理的。那么，關于農村留守兒童的總體偏于負面的群體形象特征（如說他們“普遍存在生活失助、親情失落、學業失教、心理失衡、安全失保等問題”）是怎么形塑出來的呢？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污名化”到底是怎樣形成的呢？“去污名化”之后，是沒有“問題”了，還是需要追尋新的“問題化”方式？這些都值得進一步探索。
專家學者的問題診斷，以及大眾傳媒對問題的廣泛傳播，是社會問題建構中的重要環節。而規模歷來是論證該“問題”嚴重性的重要支撐理由之一。從功能主義的視角出發，一些研究者在向公眾呈現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時，往往把農村留守兒童的生活、體質、營養狀況、心理健康、人格發展、教育、社會化發展狀況等方面的“問題”規模，作為引起社會關注的重要手段。
遠的不說，以近年來的情況來看，《光明日報》節略發表的一公益組織的調查研究報告成果指出，“全國約有近1794萬農村留守兒童一年只能見父母1——2次；有921萬孩子一年都沒有見過父母。”“每年與父母聯系次數少于3——4次的兒童，在總數上達到驚人的1518萬名。”這樣的研究結論以其龐大規模來強調“問題”的嚴重性，吸引不少大眾媒體紛紛予以轉載報道。
另外，2016年2月，國發〔2016〕13號文件（《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印發后，《京華時報》特約評論員發表題為《惟“共同生活”能解救留守兒童》的評論文章，不少網絡新聞機構以《中國“留守兒童”達6100萬被稱父母雙全的孤兒》為題轉載。《中國青年報》記者的《6100多萬農村留守兒童能否被妥善照顧》報道，也被廣泛傳播。類似這樣以“規模”來凸顯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報告、評論，也成功獲得社會廣泛關注。
“污名化”的觀點根源在于科學性問題
上述關于農村留守兒童的調查研究結論或定性判斷，對社會大眾形成對農村留守兒童的認知提供了新近的素材。但是，這些對于問題規模的判斷、定性觀點準確嗎？如果是夸大其詞，顯然存在“污名化”的嫌疑。如果是事實，即使令人看了心存憂思，仍不得不接受事實，并設法改善這種局面。
農村留守兒童群體其具體規模究竟有多大？人口學家段成榮教授等人分別依據2000年“五普”0.95‰抽樣數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調查資料和2010年“六普”長表抽樣數據完成的四份權威報告表明，就所論及的四個時間點情況來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龐大毋庸置疑。
其中，依“六普”長表126萬人口樣本量統計推算，全國0——17周歲農村留守兒童共6102.55萬。前述“921萬留守孩子一年都沒有見過父母”、“1518萬名留守兒童每年與父母聯系次數少于3——4次”的推算依據，就是來自于段成榮教授等人的這一研究報告。段成榮教授等鑒別孩子是否農村留守兒童，其認定過程嚴謹，基礎數據來源又是來自于國家權威人口數據庫或國家主管部門權威調查數據，因此，其推算的數據是比較可靠的，也在國內外被廣泛引用。
不過，前述“921萬留守孩子一年都沒有見過父母”、“1518萬名留守兒童每年與父母聯系次數少于3——4次”等結論，其樣本調查數據則來自于“上學路上”公益組織2014年對我國六個省市農村地區的小學部分年級留守兒童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而這樣的調查，其時空背景、農村留守兒童的認定等都不同于段成榮教授2010年“六普”長表抽樣數據。
因此，根據六省市農村地區小學部分年齡段留守兒童樣本調查結果，按照留守兒童總數6100萬測算，得出“有921萬孩子一年都沒有見過父母”之類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其推斷過程違背統計推斷的前提與要求，存在諸多科學性方面的缺陷。
另外，《中國“留守兒童”達6100萬被稱父母雙全的孤兒》的定性說法，其中6100萬留守兒童的數據，同樣源自于段成榮教授等人完成的研究報告。不過，該報告中的“農村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從農村流動到其他地區，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的農村地區，并因此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0——17周歲兒童。
而國發〔2016〕13號文件中所指的“留守兒童”，僅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并沒有包括較大齡的16和17周歲留守兒童。由于國發〔2016〕13號文件中“留守兒童”的內涵較學者通常所界定的要窄得多，因此，符合國發〔2016〕13號文件中所描述的留守兒童數量遠低于6100萬。
此外，留守兒童中的絕大部分都在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父母中的在鄉一方的照顧之下。真正缺乏任何成年人照管的留守兒童是少之又少的，不能把大部分留守兒童視為“孤兒”這種完全沒有父母照顧的困境兒童。
據段成榮教授等人的推算數據，有3.37%（約205.7萬人）的農村留守兒童是單獨居住的。但這里的“單獨居住”是課題組根據人口普查長表登記數據中的相關內容推算出來的，依據現有長表登記的人口信息，課題組無法明確分辨出來這些兒童是和誰居住、由誰照管。所以統一歸類為“單獨居住”。由此出現在研究結果中，0——5歲的農村留守兒童里有1.9%的為“單獨居住”，約合44.5萬人，這些孩子在實際生活中不太可能也是“單獨居住”的。只不過由于人口登記資料信息有限，目前難以準確判斷而已。
另外，國發〔2016〕13號文件規定，“外出務工人員依法履行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職責和撫養義務有三種方案：盡量攜帶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暫不具備條件的應當委托有監護能力的親屬或其他成年人代為監護”，其中，“父母一方留家照料，暫不具備條件的應當委托有監護能力的親屬或其他成年人代為監護”，是以往大量農村留守兒童調查報告中所揭示的兩種主要監護形式，也獲得中央文件認可，不容抹煞。由此來看，徑直稱呼留守兒童為“父母雙全的孤兒”，這一定性是種標簽化甚至“污名化”的說法。
反“污名化”更需要兒童權利視角
關于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規模和定性的科學性方面的檢討，常常被一些學者以為是鉆牛角尖。對一個社會公認且已被權威資料證實是規模龐大的群體來說，數據多一些、少一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嗎？雖不一定符合實情，但把留守兒童定性成“父母雙全的孤兒”不是會更吸引社會的關注嗎？這樣的思考方式，可能忽略了筆者對農村留守兒童規模、定性問題的錙銖必較，其實更關心的是“污名化”問題而不是“問題”規模和定性本身。
由上可見，一些研究者把段成榮教授等關于農村留守兒童規模的權威數據用于不太恰當的統計推斷，形成研究結論（如900多萬孩子“一年都沒見過父母”，等等），再通過“父母雙全的孤兒”之類的歪曲定性，使得一些研究報告與大眾媒體都成為“污名化”的幫兇。這也使得農村留守兒童的“去污名化”更加任重道遠。
在過往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建構過程中，規模與定性問題屢被提起甚至被強調，不是偶然的。關愛這些數量龐大的“弱勢”/困境人群，不僅有道義優勢，也有其實際的社會意義。但為何追求“從實求知”的研究者與以報道客觀真實為己任的大眾傳媒，反而會成為“污名化”者？研究者與大眾輿論可能注意不夠的是，對“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的描述、高度關注與凝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變成對留守兒童貼“標簽”，甚至于“污名化”，對留守兒童造成壓力與傷害。
實際上，在多年來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的各種調查研究中，由于“問題范式”的采用，使得不少研究成果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分析產生偏頗，如有意無意地夸大“問題”，或片面地呈現“問題”，使得農村留守兒童的形象呈現在公眾眼前時，出現一定的扭曲。這也致使一些留守的孩子和其家長根本不愿使用“留守兒童”這個詞來形容這一群體?？梢?，農村留守兒童更多是社會類別化的建構，而不是這一特殊“類屬”的身份認同。
實際的留守兒童拒絕“農村留守兒童”這一群體名稱，既可能是表達對附加于農村留守兒童群體身上的社會“污名”的反對，也有可能包含對社會類別化建構的抗議。
如果是前者，研究者和大眾傳媒這兩個社會問題建構中的重要行動者只要遵循學術研究和新聞傳播的專業倫理，經常自我警醒，在提出論斷時多推敲，不故意夸大問題，甚至“污名”農村留守兒童，就不會對調查研究或報道、評論的對象群體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不過，如果是后者，仍有必要去思考，反對對留守兒童的社會類別化建構，究竟有何替代品？
2016年民政部、教育部等多部門遵循年初國務院文件要求，在全國針對農村留守兒童進行精準摸排，發現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只有902萬人，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呈斷崖式暴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是改變農村留守兒童的內涵與外延，只關注少數監護存在特別問題的部分兒童“再社會問題化”，或是大幅降低留守兒童數量直接“去社會問題化”，還是另辟蹊徑，再從其他角度“再社會問題化”？這樣的問題思考，仍有繼續深入之必要。
兒童權利視角的思考是要實現“再問題化”
從科學證據角度來說，“諱疾忌醫”顯然并不科學。但如果僅僅因為道義情感就自覺不自覺的以有色眼鏡去看待留守兒童問題，則也難達到客觀、科學。對留守兒童“去污名化”，并不是要把社會所關注與認可的問題通過數據的辯駁而達到“去社會問題化”的目的。
而以上談論規模與定性問題的科學性，還只是停留在功能主義的角度考察體現在留守兒童身上的各種“問題”的表現大小。依據功能主義的邏輯，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主要來自于問題性質及其規模大小。但主要基于功能主義視角（如兒童的狀況對于社會整體的負面后果）來推進留守兒童的“問題化”的話，可能會面臨一些挑戰。
比如，有的研究者發現，現在一些論述中提到的農村留守兒童的學業、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是其他兒童群體也具有的，不獨農村留守兒童是這樣，甚至在某些方面，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總體上表現可能會比“對照組”更好一些。
也有的研究者發現，父母外出打工對留守子女學習成績的影響同時存在“收入效應”和“教養缺失效應”的雙重作用，打工帶來的家庭經濟狀況好轉，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父母養育角色缺失所導致的社會化過程不完整的不利影響。
類似的研究成果還顯示，在“收入效應”和“教養缺失效應”的綜合作用下，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群體比較上可能更占優一些，或者是差不多。
從功能主義視角來看，這樣一些新近的研究表明，農村留守兒童群體在學業、心理健康、社會化等方面未必比非留守兒童更差。在這樣的情況下，研究者和大眾傳媒遵守研究倫理與傳播倫理，不對“問題”夸大其詞，不亂貼標簽，實事求是地呈現相關研究成果，就可以成功實現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的“去污名化”。
但這是否意味著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就不復存在了呢？也許還得基于價值觀念的角度進行深入思考。當然，基于價值規范的研究，其實也有立場問題。所有社會問題背后，都會沖擊到一定的價值觀念。但沖擊到誰的價值觀念，還需要進一步厘清。
根據英國學者Mayall提出的“權利模式的兒童社會學觀點”，她認為，要單獨思考兒童議題，把兒童納入社會脈絡中，了解兒童的社會處境，將兒童作為一個社群納入社會安排中，兒童也有被傾聽的權利。
Mayall還提出，兒童及童年的研究是政治議題，不是中性的科學議題。有關兒童需求、兒童發展及成人提供適當資源的相關理論，都是從成人的觀點衍生而來，這些是分析及解構成人的兒童研究，以符合特定社會中成人的社會及經濟目的。
盧德平等指出，留守兒童的真實性與社會公共意識建構之間形成的偏差，必然會構成社會支持行動體系的內在矛盾，對政策制定者和行動策劃者構成嚴峻挑戰。
遠離留守兒童真實性的社會公共意識建構偏差，當然可以通過反“污名化”的方法來適當糾正。但反污名化不是要“去社會問題化”，而是需要基于新的兒童權利的視角實現“再問題化”。
基于“權利模式的兒童社會學觀點”，從兒童的權利（包括他們的人格、意志、基本的家庭生活需要）出發等作出的思考，與基于成人社會的需要所作出的思考是不一樣的。
以往，基于成人社會的需要，農村發展要大力開拓“勞務經濟”，城市社會則實行“經濟吸納、社會排斥”的制度安排。在這樣的社會秩序設定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體系要求“落實家庭監護主體責任”，“不得讓不滿十六周歲的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其背后的邏輯還是盡量讓農村留守兒童“留得下、留得好”，不出問題就行。
據新聞聯播報道，到2017年底，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已經全部納入有效監護范圍。但依照留守兒童關愛保護體系建設的要求，由父母中的一方返鄉照顧16周歲以下的留守兒童，或請有監管能力的其他人代為照管的方法，仍不是長久之計。
外出務工人員集中的大中城市，在“經濟吸納、社會拒斥”的社會安排沒有多少松動的情況下，留守兒童父母一方外出的行為仍會十分穩固，而父母中的另一方可能返鄉，兒童照顧責任更多仍由家庭內部承擔。“人的城鎮化”的實現與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等問題的解決依然遙遠。
因此，是否“污名化”這一議題之外，從價值觀念的角度來說，即使留守兒童的監護在鄉鎮、村落的集體扶持及父母之一、祖輩親友的協助下有了著落，留守兒童親子團聚等多方面的權利仍需要得到滿足。
2004年左右，中央電視臺少兒頻道有個節目叫“到學校去”，攝制組到偏遠學校去拍攝節目，請學生站在樓上大聲喊出自己心底的愿望。不少留守學生大喊“爸爸媽媽，請快回來！”這樣的呼聲是對父母的要求，同時是對社會的要求。但把外出的父母還給農村兒童，社會（尤其是城市社會）做好準備了嗎？比如，如果要農村留守兒童在社會中樹立其獨立的價值，不再附屬于社會經濟發展、農民工流動之類的框架的話，就必須在現有政策框架中對農村兒童全方位的成長需求予以全面回應。
總的來看，如果農村發展不摒棄“勞務經濟”的思路、城市社會不摒棄“經濟吸納、社會排斥”的制度安排，那么，即使關愛保護體系建設能夠讓農村留守兒童“留得下、留得好”，依然未必能夠體現“人的城鎮化”的總體要求，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農民富裕、鄉村振興的前提之一是，在現有過多的農村人口的基礎上大幅減少農村人口。試圖通過安排留守兒童父母返鄉就業創業或為加強留守兒童監管而返鄉的解決問題的措施，在大方向上是與市場規律下自發自主的城市化潮流背道而馳的。農村留守兒童中相當一部分未必是新農村建設的后備軍（大部分農村留守兒童的前途似乎應該在城鎮而非農村）。
依據兒童權利視角，有問題的其實是生產大量留守兒童的社會結構，而不是留守兒童本身有問題。解決產生留守兒童的社會結構問題，需要實現城鄉協同、權利平等，且以“人”的福祉為終極關懷的發展模式，能夠惠及所有農村兒童。
在既有工作的基礎上，必須更加公平地面向新市民提供公共服務，不斷提高“人的城鎮化”的質量，縮小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不合理差距。從長遠看，農民工的市民化要升級為涵蓋農民工家庭成員的“舉家城鎮化”，以創造條件讓更多原本只能在農村留守的兒童，可以隨父母遷移到他們具有穩定工作的城市。
相關推薦
新教育 · 新觀察 · 新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