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標題：王樹國：福耀科大不想培養乖孩子 王樹國是典型的高精力人士。2025年，首次招生的福耀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福耀科大）取得了開門紅，雖然僅在
原標題：王樹國：福耀科大不想培養“乖孩子”
王樹國是典型的“高精力人士”。2025年，首次招生的福耀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福耀科大”）取得了“開門紅”，雖然僅在5省招收50名本科生，但每個省份的投檔分數線均超過610分。
為了回報考生們的支持，8月底，福耀科大校長王樹國來到了多所生源所在中學走訪。他的行程密集，但即使在短短一小時的午休間隙，他也認真聽了一場諾獎得主關于教育理念的線上講座。
加入福耀科大一年多以來，他時刻有一種重新創業的激動與亢奮。“以前總有各種約束，現在突然可以放開手腳，去做那些曾經想做卻做不了的改革。這種將理想變為現實的體驗，對我充滿誘惑。”王樹國說。
2025年9月7日，首批福耀科大新生正式報到。近期，王樹國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我不相信中國只有一個梁文鋒”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看待福耀科大今年的錄取結果？今年首次招生的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學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有分析認為，這是因為新型研究型大學開設了很多“新工科”熱門專業，對有就業焦慮的考生與家長產生了很強吸引力。對此，你如何看？
王樹國：今年總的招生結果基本符合我的預期，但也有出乎預料的情況。比如，河南有位考生分數達到683分，卻選擇了福耀科大。包括這位考生在內，今年我們在各省錄取的分數最高的學生，都沒有出現在招生專家組原本關注的名單中。這一情況對我的觸動很大，讓我深刻感受到了社會的變化。
這背后反映的其實是一個新的時代趨勢。我們都知道，正在發生的這輪新技術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可能顛覆未來的一場革命。我判斷，新技術革命留給我們的窗口期不會太長，也就是10—20年，2035年前后，如果我們的人才培養體系還沒有跟上技術迭代的步伐，中國就可能錯過這一輪發展機遇期。
新型研究型大學應運而生，其使命就是通過重構整個知識體系，在多學科交叉融合基礎之上，培養出能走在這場變革前面的新型人才。我認為，不少考生家長看到了這樣的大勢，所以選擇“押注”新型研究型大學。
至于就業，只是一種表象。新型研究型大學之所以滿足了考生家長對就業的關切，根本在于其人才培養方針符合未來產業發展的需要。我希望，當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學生畢業走入社會，不僅能適應時代變革，而且要成為引領者。
《中國新聞周刊》：你曾說過，希望福耀科大培養的學生是“拓荒者”，為何這么說？“拓荒者”應具有哪些能力與特質？
王樹國：在我眼中，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學生不僅是學習者，還要和他們的老師一起，成為新賽道的開拓者。
成為“拓荒者”的關鍵在于兩點，首先要有創新思維。實際上，創新人才培養，訓練的就是思維方式。我認識一位在國內大學上課很受歡迎的數學老師，他到國外講課時，按照原本的“套路”傳授解題步驟，最后推導出結論，卻被國外大學的指導老師批評毀掉了學生的創新思維。
我們教育工作者應當反思，真正的教育是教給學生開放性的、創造性的思維方式。我最怕的就是學生為了準備高考，高中刷了三年題，把創新思維給“刷”沒了。未來如果有更大的政策空間，福耀科大還是希望能采取多元錄取的方式，結合學生的創新潛質和興趣傾向，實現更精準的人才選拔。
其次，要想真正“拓荒”，學生還要有經受挫折的能力，甚至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毅力與魄力。新問題一定是沒有現成答案的，需要去闖、去大膽試錯。福耀科大不想培養出又一批“乖孩子”。實際上，這場新技術革命特別適合年輕人。我不相信中國只有一個梁文鋒，只是過去受到傳統教育體制的束縛，沒有更多的梁文鋒被發掘出來。
位于福建福州市高新區南嶼鎮流洲島的福耀科技大學 圖/視覺中國
“命運應由自己把握”
《中國新聞周刊》：福耀科大的人才培養模式有何特點？如何培養出你所說的創新型人才？
王樹國：我們允許學生擁有完全自由的專業選擇權。首屆學生雖然都以智能制造工程專業的名義錄取進來，但學校目前已獲批的專業共有4個，分別是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智能制造工程、車輛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本科生入校后先進行通識教育，大二下學期開始進行專業選擇。如果覺得所選專業不適合，學生可以隨時調整。
進一步說，在福耀科大，其實沒有所謂“轉專業”一說。只要學生完成了某個專業最低36學分的核心課程要求，就可以獲得該專業的學位。所有專業的課程都對全體學生開放，通過對課表的自主調整，學生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不同的專業，如果有足夠精力修完“兩個36學分”，則可以獲得雙學位證書。
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因材施教。我研究過很多學生的成長案例，發現孩子的成長總有一個“不穩定階段”，在這個階段，他們對自己的能力、興趣與特長還處于探索期，此時，學校應更加寬容。
這也是在鍛煉與塑造學生的選擇能力。從高中到大學，中國學生普遍缺少自主做選擇的機會和訓練，很多傳統大學仍呈現高中化的特點，把一切都替學生安排好。而進入社會后，所有的選擇都要孩子自己去完成，且連試錯的機會都沒有。允許多次選專業，就是“推著”學生在一次又一次選擇中真正意識到：不能再依賴別人，我的命運應由自己把握。
老師的引導也很關鍵。我們還為每位學生配備了四位導師：生涯導師、學業導師、科研導師與企業導師，在不同階段介入對學生的指導，這也對老師的責任心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國新聞周刊》：完全開放自由選專業的權限，是否會出現專業冷熱不均的現象？這還可能涉及不同專業間師資調整等問題，如何解決？
王樹國：冷熱不均是必然的。但這里就體現出新型研究型大學“小而精”的優勢，很多傳統大學不是不想給學生提供自由選擇權，但這些學校的一屆本科生就有上千人，當大量學生涌向同一個專業后，資源保障難以跟上。這也是我過去擔任大學校長時的一個長期遺憾：面對規模龐大的學生群體，很難真正做到精益求精地培養創新人才。
為什么福耀科大計劃每屆招生規模不超過250人，并強調師生比要控制在1:5以下？就是因為“小而精”的規模下，即使發生了最極端的情況，也不會突破學校的資源極限。
“該釋放能量時一定讓他釋放”
《中國新聞周刊》：福耀科大為何決定采取“本碩博貫通”的培養模式？學校是否有設計多元的出口機制？
王樹國：圍繞本碩博貫通培養，學校內部曾進行了數個月的反復討論。我們專門研究了人才的成長規律，發現25—35歲是人的第一個“創新黃金期”，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都在這一階段實現了顛覆性的研究突破。但我國學制過長，按照本科4年+碩士3年+博士4—6年計算，學生可能31歲仍未完成學業，這時，多數人已焦慮萬分，只想趕緊畢業求職，失去了創新的欲望。
福耀科大采取“本碩博貫通”的培養模式，就是為了把學習連續性的通道打開，讓學生在沒有焦慮和思想負擔的情況下，在創新能力最旺盛的青年階段，盡最大可能地釋放潛力。我認為，人在該釋放能量時一定要讓他釋放，過量“充電”只會導致飽和，甚至爆炸。而且，在科研實踐中遇到了挑戰，再去主動學習，比被動學習更重要。
當然，貫通培養并不意味著福耀科大的每名學生都必須讀到博士。我們允許“中途下車”，學校會按其實際學習層次授予相應學位。如果學生展現出其他才能，比如對市場的興趣，學校也會通過企業導師或其他跨專業課程，引導其轉向更適合的賽道。
《中國新聞周刊》：這一理念的初衷很好。但具體落地后，是否可能異化成人和政策之間的博弈，就像同樣以貫通式培養為特點的“強基計劃”，有些學生只是為了“優先進名校”。福耀科大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王樹國：“強基計劃”走偏的現象在現實中確實存在，而且，那些出于功利因素選擇基礎學科的學生中，有一些在直升的保障下會出現學習動力下降。但對教育工作者而言，這是一個兩難抉擇。如果為了解決“躺平”問題而引入嚴苛的淘汰機制，可能導致學生之間為爭取有限名額而展開惡性競爭，這嚴重背離了人才培養的初衷。
為了降低這種風險，我們設計貫通培養模式時，不設名額限制。即使考慮到會有學生中途轉出，學校還是按照“100％直升”的上限來配置資源。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學這種“小而精”的模式，有時要過度配置資源。
但與此同時，我們雖不進行末位淘汰，過程性考核卻會非常嚴格。福耀科大對學生的評價不以期中、期末考試成績為唯一標準，更多關注學生日常的學習態度，包括上課討論時的發言參與度、對知識的理解程度等。而且，由于學生人數少，導師更是全程跟隨，對學生足夠熟悉，從而對學生的興趣、創新思維、科研能力與科研欲望等，能進行更有針對性的綜合評估。
《中國新聞周刊》：福耀科大剛剛成立，目前還沒有獲批碩士點和博士點，未來，只能通過聯合培養的方式去實現貫通培養嗎？
王樹國：福耀科大暫時只能通過和國外大學聯合培養的方式來實現貫通。以首屆學生為例，我們實行“3+1”制度，學生前三年在福耀科大學習，最后一年在米蘭理工大學培養。我們已經和米蘭理工大學簽署了聯合培養協議，雙方共同開發課程體系，并實現學分互認。
我們也在與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的高校討論合作，未來計劃構建一個以亞洲高校為主的教育合作圈，形成圈內資源共享。預計明年招生時，合作院校就會拓展至七八家。等到福耀科大有了自己的碩博點后，也會允許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學習。當然，出國學習可以開闊眼界，學校也會設置一個愛心助學基金，用于對困難學生進行留學等方面的資助。
2025年9月7日，福耀科大迎來50名首期本科生。在2025級新生及家長見面會上，曹德旺理事長以自身的成長奮斗經歷為例，勉勵同學們要自尊、自立、自律、自強，成就卓越自我。圖/福耀科大供
“市場的評價是最公正的”
《中國新聞周刊》：福耀科大的長期學科布局有怎樣的考量？與其他新型研究型大學相比，福耀科大如何實現差異化發展？
王樹國：福耀科大對自己的定位是——走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前端的新型研究型大學。
福耀科大首批設立的六個專業學院，即計算與人工智能學院、智造與未來技術學院、運載與智慧交通學院、新材料與新能源學院、生命與健康科學學院以及數字經濟與管理學院，正是與信息、制造、空間、海洋、能源、生命等戰略方向相對應，也基本覆蓋了面向2035年的新產業形態，比如未來機器人、腦機接口等。
因此，與其他幾所新型研究型大學相比，我們的發展路徑可能更“不偏科”。既然要在“一張白紙上畫圖”，我希望在一開始就將學科的交叉融合做得更體系化。我們的每個學院都涵蓋多個學科方向，學院之間也是交叉融合的，目前已建設了很多跨學院的實驗室。這種強交叉性，使學生具有一種更柔性的知識架構，擁有更強的系統思維，能跳出現有學科的框架和范式去看問題，這也是成為新賽道引領者的重要前提。
實際上，人類知識體系不斷重構的當下，舊的院系架構已無法滿足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新趨勢。在這樣特殊的過渡時期，福耀科大作為大學新形態的探索者，只是暫時先構建了一個相對寬松的學科框架，保留了學院這一層級，但取消了系的設置，同時推動基于項目牽引的人才培養模式，盡可能給師生留出探索空間。
《中國新聞周刊》：當前，很多高校都在推動學科交叉，但傳統大學由于難以打破“以院系為主導”的利益格局，交叉面臨較大阻力。福耀科大如何通過內部評價體系的創新，推動交叉的真正落地？
王樹國：福耀科大實行“業績考核”。不以論文數量、項目經費等傳統的量化方式作為教師的評價指標，而是看重成果的創新性、前沿性和影響力，尤其是能否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新產業形態起到開拓性的作用。我認為，大學研究的真正價值，最終要體現為對社會進步所做出的貢獻。我們希望科研成果最好能轉化落地，這里的潛臺詞是，市場的評價是最公正的。
這種評價體系導向下，各學院的老師一定會主動交叉，否則根本無法拿出真正有影響力的成果。與此相匹配的另一項制度設計，是以學院為單位的“基于績效與貢獻”的資源分配機制。
過去在傳統大學里，老師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去“卷”課題和項目經費，“故事講得越好”，就能獲得越多資源。這樣的制度設計是有問題的。在福耀科大，學校是根據學院一年內的實際業績來配置次年資源，這樣一調整，整個導向就立刻變了。一方面，學院為了獲得更多資源，一定會大力支持老師融合交叉，進行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新；另一方面，也能減少資源浪費。
改革不能走“回頭路”
《中國新聞周刊》：福耀科大是一所由企業家發起的民辦公助大學，學校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創新，是否也有一些來自福耀集團及其創始人曹德旺的“企業基因”？
王樹國：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作為第一代企業家，憑借其人脈網絡以及在企業界深厚的影響力，為福耀科大帶來了豐富的企業資源，這是企業家辦大學的獨特優勢。和他交流，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識到，過去在大學里推動的產學研合作，很多時候仍停留在比較“虛”的層面，比如與企業共建一個聯合實驗室或研發中心，有些企業只是象征性投錢，學校“隨便”出些成果，雙方都能“交賬”。
但曹德旺主張，產教融合必須“真刀真槍地干”。于是，我們在產教融合方面做了進一步深化，不僅與企業共建研發中心，更是結成“命運共同體”。這意味著，企業不只是將我們視為解決其產業技術難題的研發力量，而是決定與我們共同開辟一條新的產業賽道。
例如，隨著汽車智能化程度的快速提升，傳統制造業出身的福耀集團正在研發嵌有芯片的汽車玻璃，希望實現汽車玻璃的多功能智能顯示。我們雙方正在謀劃共同成立一家公司，以合作探索這條新賽道。
這樣的產教融合模式不像傳統的“企業出題、高校答題”那么簡單，高校在其中要貫穿從研發、轉化、產品落地到市場推廣的全過程。項目的所有進展都設有明確的時間節點，大學老師完全處于實戰狀態。股權構成上，則主要以學院入股，學院內部再根據具體教師的貢獻大小進行分配。只有這樣，校企才能真正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
我認為，大學的“圍墻”總有一天要消失。隨著新技術革命的深入，未來，全世界的大學都會越來越關注企業的需求，理工類大學尤其會更快走向這一形態。
《中國新聞周刊》：與純粹的公辦大學不同，民辦公助大學普遍面臨經費可持續性的挑戰。未來，福耀科大怎樣建立起成熟的多元化社會籌資機制？
王樹國：目前，學校主要的經費來源是基金會、地方政府撥款、社會捐贈以及校企合作項目收入等，短期內不用為資金發愁。但從長遠來看，完全依賴社會與企業捐贈，并非長久之計，我希望能建立起學校自身的造血機制。
這就是為何我一直強調要構建校企“命運共同體”，如果這條路能走通，學校就可以獲得更多可持續性的社會資源。此外，我們還計劃在未來擴大國際學生的招生規模，并參照國外高校標準收取學費，這也是一項收入來源，也能進一步擴展中國在全球教育體系中的影響力。
《中國新聞周刊》：最后，來談談來自外部的挑戰。目前，在中國高等教育的整體版圖中，新型研究型大學仍是一支相對弱小的新興力量，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評價體系與環境的影響。外部“指揮棒”不變的情況下，新型研究型大學如何進一步改革與突圍？
王樹國：相對于主要依賴財政撥款的公立大學，福耀科大這類民辦公助大學面臨的外部壓力會相對小一些，有更大的自主空間與體制上的靈活性。但與此同時，我最擔心的是，外部“指揮棒”不變的前提下，未來可能會有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學因無法承壓，而逐漸回到傳統大學的老路上去。我希望新型研究型大學能用實踐走出一個讓社會認可的新賽道，不要走回頭路。
至少在現階段，我希望國家在政策層面能給予新型研究型大學更大的改革空間，在碩博點申報、專業設置、招生等方面為我們開放一條“新的通道”。新型研究型大學就像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一樣，一切要“摸著石頭過河”，但“過河”也要制度上的合法性支撐。
我建議，有關部門對新型研究型大學進行考核評估時，可以更多關注來自社會與市場的評價，尤其對人才培養的評價上，企業等用人單位的聲音至關重要。此外，要突出“真正有影響力的成果”導向，看看科研成果是否真的解決了企業的重大問題；大學整體的投入產出比和資金使用效率，也是重要的約束性指標。新型研究型大學不是要消滅舊有的評價體系，而是讓更有價值的部分從僵化的體系中脫穎而出，通過我們的探索，讓中國高等教育的生態系統煥發新的活力與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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